【内容提要】近年来，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非传统安全的特质决定了各国在该领域的关系不同于传统安全的“囚徒困境”模式，而是一种合作型的“保证博弈”；从非传统安全对地区内国家合作的影响程度看，可分为危机型和危害型。东亚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可分为两个阶段，亚洲金融风暴以及随后一系列危机的爆发促使该领域的合作在地区层面展开；通过对非传统安全因素促进地区合作的多层面分析，不难得出，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在广泛领域推动东亚合作，而不仅仅局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关键词】危机 非传统安全 东亚 地区合作

伴随着全球化、区域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人类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呈现出多样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所带来的危害的紧迫性和挑战性愈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东亚地区，当人们正在试图为摆脱传统安全困境寻找出路的时候，从金融领域到恐怖主义再到生态领域接二连三的危机爆发，给该地区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但是危机里也蕴含着转机，非传统安全固有的特质决定了如果东亚各国能够把握住机遇，将能大大推进东亚地区的合作进程。

一、非传统安全及其合作模式分析

 安全问题一向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它的所指范围随着安全威胁来源的增加不断地得到扩展。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起，现代国家体系得以确定，人民、疆域和政府构成了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安全也就被定位于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政权稳定和民众免遭外来入侵。由于国家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是依靠军事，因此军事也被视作高位政治，与政治安全一道构成了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强，在军事和政治之外，诸如武器扩散、地区冲突、种族冲突、金融风暴、恐怖活动、跨国犯罪、走私毒品、网络犯罪、环境恶化、疾病蔓延、能源紧缺等等，这些层出不穷的现象给国家及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威胁。相对于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后者被称作非传统安全，近年来，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一些地方，甚至超出了来自敌对国家的军事威胁”[1]，例如美国的军事力量足以使任何国家的军备显得相形见绌，但是“9·11”恐怖袭击却出乎意料地使美国的本土安全遭到破坏。而“3·11”马德里爆炸案在大选前发生，居然改变了西班牙的政局。非传统安全的危害性使国际社会对它的重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对安全进行宽泛研究的典型代表莫过于哥本哈根学派，其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在其《新安全论》中，将非传统的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与传统的军事、政治安全置于同等重要地位进行研究。其中军事安全的议程主要指国家对抗内外威胁的军事力量的能力；政治安全主要指国家组织、政府结构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稳定性；环境安全包括生态系统的破坏、能源危机、疾病传播、资源短缺等方面；经济安全涉及国家在参与全球市场、全球贸易、全球金融等过程中的安全内容，如国家在开放中保持独立自主的经济能力、防止金融危机等方面；社会安全包括移民、宗教信仰、分离主义、人口减少等方面。[2]

 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具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威胁来源的不确定性和行为主体的多样化。传统安全一般为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纷争和冲突，非传统安全的施动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能是某个组织或集团，还可以是自然因素（其中很多可归结为人为因素造成的）；再者，危害的跨国性和社会性。传统安全往往表现为特定国家和国家集团在特定地域的对抗，范围有限。而非传统安全则具备高度的扩散性、多层面性和多向度性(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directional) [1]，往往超越一国范围向地区蔓延，从而演变成地区性、全球性问题；其次是它的嬗变性，非传统安全能引起不同领域的连锁反应，在其全面爆发后如不及时控制则向其他领域蔓延，最终演化为政治危机；最后，治理手段的综合性和治理的长期性。非传统安全多数是经济问题、政治体制、文化认同、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造就的。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时军事方面的安排当然必不可少，尤其是在引起暴力冲突的情况下，但是军事不是唯一的手段，政治、经济、法律、科技等社会各方面的多管齐下才是有效的应对之道。此外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治理具有长期性，有些非传统安全是慢性发生的，有些是突发的，但是普遍具有“惯性”影响，有些可以暂时解决，但是很难保证不卷土重来，因此很难一劳永逸地根除，这决定了人类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内容和特点的不同决定了国家在两个领域相异的互动模式。对于后者而言，不互惠合作要付出的高昂代价以及其他行为者意图的高度不确定，加强了国家的疑惧[3]，因此国家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合作很困难。借用“囚徒困境”可以更清楚地解释国家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关系。在表1中，尽管存在A、B双方合作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即A1B1 ，但是在信息无法沟通的情况下，愿意合作的行为者要起承担另一方可能背叛的风险，在追求获益最大化的理性思维主导下，行为者将会选择各自的最有战略，对A来说，理想情况是A2B1，对B来说则是A1B2，但双方同时这样选择的结果却是次优的结果A2B2 。在传统安全领域，国家普遍地容易采取竞争性或冲突性的主导策略，从而使行为体陷入安全困境。与此不同的是，非传统安全涉及范围之广，危害之大同时赋予了它合作性，使其成为构筑国家安全、地区安全甚至全球安全统一的桥梁。面对非传统安全，国家孤军作战无异于作茧自缚，合作对各方来说都是最优的战略选择。在应对多数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国家关系超越了“囚徒困境”模式，更类似表2所示的保证博弈的情形。在保证博弈中，A、B存在着战略上的相互依赖性，当A选择A1/A2时，B会相应地选择B1/B2，A、B选择的结果会出现两种可能A1B1和A2B2，前者对双方来讲都是最优选择，而后者则是次优的。在这种博弈下，由于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不存在背离现象，合作容易实现，“各个博弈方遵守承诺，认识到采取合作行动都会给对方带来更大的收益是建立合作的关键。” [4]

表1  囚徒困境[5]              表2  保证博弈

（注：行选择的收益值列在前面。）

对非传统安全研究应该注意的是，与传统安全相类似，对非传统安全影响感受最深的是在特定的地区范围内，“利益与动机的平衡也是在地区而非全球层面上最有可能促使国家与地区组织对此寻求政策的反应”[6]。因此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还要依靠地区合作。近年来，东亚地区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出，尤其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危机风暴成为推动东亚各国“同舟共济”，加强地区合作的新动力。

二、东亚视角下的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

 从非传统安全对地区内国家合作的影响程度看，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种是危机型的，该类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在特定条件下促发后，便迅速展开，“它使破坏稳定的力量在总的国际系统或其中任何子系统中的影响作用大大超出正常（即平均）水平，并增加在国际系统中爆发暴力的危险” [7]，从而造成地区性甚至全球性危机，这类情形一旦发生，其影响往往超出事件本身，引起从观念到结构的巨大变革，其典型例子是国际恐怖主义制造的“9·11”事件；一种是危害型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在未造成大规模、大范围破坏之前是这种性质的，在其严重性尚未充分显露之前，由于受传统安全观的影响以及认识的限制，国家并不总是将其看作是紧迫性的。正如温特所言：“如果威胁不是迫在眉睫的，行为体就必须作出很大的观念方面的努力才能够把自己再现为具有共同命运。”[8]解决这些问题所带动的地区合作进程则较缓慢。根据非传统安全因素危害和受重视的程度，具体而言，即是以1997年的金融危机为分界线，东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进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东亚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可追溯到70年代末“综合安全”的提出，日本出于对本国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等的重视而提出保障安全必须综合使用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手段[9]。随后综合安全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所强调，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出“安全不限于军事能力，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经济成就以及社会和谐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这些，即使拥有全世界的枪炮也无法使一个国家免遭敌人的征服”[10]。由于非传统安全还未在地区范围内广泛地表现出来，这种提法主要局限在单个国家或东盟这样的亚地区内部，还未上升到地区层面，传统安全问题还依然占据着地区事务的主导地位。

 金融风暴的骤然降临使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滞后的状况发生了改观。这场始于泰国的危机迅速蔓延至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盟国家，造成货币贬值、股市暴跌、大批企业破产，而后又影响到了台湾、香港和韩国。最为严重的泰国和印尼的金融体系险于崩溃。在重大打击面前，包括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ASEAN)在内的既有泛地区性组织束手无策，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贷款不仅姗姗来迟，还以这些国家采取紧缩政策为救助前提，使一些国家的形势更为严峻，印尼甚至引发了政治危机。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易受外来影响的脆弱性和缺乏应对此类事情的地区能力” [11]，促使东亚各国对本地区合作进行反思：东亚并不缺乏经济政治方面的多边安排，代表性的既有次区域合作组织东盟，又有泛亚太多边合作机制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虽然这些组织对地区的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可是对于处理东亚事务而言，前者参与国数量有限，力量薄弱，不足以担当重任；而后者又过于宽泛。以ARF为例，其成员国已超过二十，成员国不仅包括了除拉美外的环太平洋的主要国家，而且还超出亚太，包括了欧盟。从根本上讲，合作是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外部力量的“他助”是根据自身力量的所受影响的大小决定的。成员国过泛，相互之间的利益和需求差异加大，集体行动会很困难，难以步调一致。所以，“广泛的多边合作仍然是脆弱的，并且随着博弈者数量的增加而复杂化。” [12]以上原因造成了这些机制在危机中无所作为或者作用有限，而当事国则各自为战。“正在变化的战略环境要求建立更有效地应对现有挑战的地区性组织” [13]，对于置身于危机波涛中的东亚各国来讲，在现有机制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构筑共同的危机救助防范模式，加强地区内合作显得时不我待。为渡过危机寻求出路，东盟－中日韩领导人在吉隆坡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晤，这成为“东盟＋3”机制的发端，2000年“东盟＋3”关于建立货币互换机制的“清迈协定”正式出台，倡议成立资本监控工作组，各国通过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货币回购协议来应对投机行为，预防货币贬值。可以说，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及其严重性成为推动东盟与中日韩建立区域性合作机制的催化剂，“‘东盟＋3’的建立表明东亚在国际体系中更具有独立性和地区性。”[11]

 “‘东盟＋3’增强了东亚地区国家抵御经济危机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为避免新一轮动荡和危机作了准备。”[14]它是以解决金融危机为契机创建的，目前为止，经济合作是其主要的内容，但是它并不局限在单一经济领域，而是在社会、安全等更广泛的领域为东亚地区各国提供了合作的平台。“10＋3”建立后，东亚的地区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该框架下的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大大得到推进。自金融风暴后，东亚地区可谓危机频频告急。“9·11”事件使恐怖主义危害触目惊心，而印尼菲律宾的连续恐怖爆炸案更是使东南亚面临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这加强了东盟，东盟与日本、中国等东亚其他国家在恐怖主义以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上的合作。2003年上半年，非典型性肺炎肆虐东亚。“10＋3”成为探讨遏止疫病蔓延的场所，通过中国－东盟非典特别峰会，卫生部长会议，“10＋3”非典高级国际研讨会等，建立了疫情通报机制，出入境检疫合作机制，加强了对疫情的控制、治疗以及疫苗研发等方面的合作，构筑了“10＋3”防非典联系网，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在地区内的传播。当前，非典余波尚在，禽流感风暴已至，中国－东盟防止禽流感会议刚刚举行，会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声明》提出了预防与控制禽流感的诸多举措。

 从金融危机到恐怖主义再到非典和禽流感的一系列危机警钟的敲响使东亚各国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合作的范围一步步扩大，从加强经济金融安全到反对恐怖主义再到重视地区公共卫生安全，这同时也带动了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例如，2002年底，中国与东盟发表《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启动了双方在打击贩毒、偷运非法移民、海盗、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洗钱、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领域的全面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而在东北亚，中日韩三国在沙尘暴研究，酸沉降等环境领域的合作也得到加强。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出成为促进东亚在该领域合作的直接驱动力，而地区合作的深化则需要更深层次的要素来支撑，非传统安全是否与这些因素存在特定的关联决定着它能否推动地区合作的进一步加强而不是仅仅将合作局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三、非传统安全因素促进地区合作的多层面因素分析

 促进地区合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讲，可以分为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前者包括利益因素和制度因素，后者主要指行为体对集体身份的认同。合作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自我和他者的共同获益是合作的基础；制度通过对行为体进行监督和约束，提供信息来保障合作；不同的身份认同决定着行为体间迥异的敌友关系模式，集体身份的形成则奠定了行为体间合作的基调。非传统安全对这三大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扩大或加强的作用，从而推动着东亚的地区合作的进一步强化，具体而言：

 扩大了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的交汇点。“国家利益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收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15]按照不同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的不同可大致分为战略利益、关键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不同顺序的利益所包含的内容不是恒定不变的，除了国家内部的因素外，国际外力也往往引起其调整或变动。例如2000年《美国国家利益》报告将“防范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对美国以及对其海外力量的攻击”作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利益。[16]经过“9·11”恐怖袭击后，布什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反恐上升为国家战略利益。[17]当前东亚地区面临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东亚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外汇储备不足，金融监管低效，贷款结构不合理等现象不排除再次爆发危机的可能性；接连而至的疫病蔓延暴露了东亚地区公共卫生建设的滞后；从中国东突到东南亚的极端宗教、分离势力成为不断制造恐怖灾难的祸首；弥漫整个区域的猖獗的犯罪走私、活跃的非法移民、严重的武器扩散以及频繁的沙尘暴、酸雨、愈来愈严重的耕地退化等所反映出来的环境恶化等等无不使各国深为忧虑。随着这些非传统安全危害程度的日趋加深，积极参与地区性的保障金融安全，打击恐怖主义、贩毒、偷渡，进行联合环境治理等就成为各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延伸了的国家利益无疑是地区利益的一部分，东亚的这些突出的共同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减轻了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的背离，使得在该问题上追求国家利益和实现地区利益趋于一致，从而扩大了各国地区性合作的物质基础。

 促进了地区性机制的建设。机制的存在与否对各国能否有效地进行合作，实现共同利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机制指“特定国际关系领域中，围绕行为体预期所形成的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18]。“国际机制具有超越其初始具体目标的潜在价值” [19]，以解决某一单一问题为契机建立的机制，随着问题的增多，其机构设置和功能范围将完善和扩大。以“10＋3”机制为例，它由最初的东盟与中日韩首脑非正式会议扩展到东盟首脑分别同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的“10＋1”和中日韩三方首脑会议，除首脑峰会外，还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外长会议、财长会议、经济部长会议、农林部长会议、高官会议、财长和央行副手会议等；在议事日程上，从以金融合作来开路到《东亚合作联合声明》确定的囊括经济、社会、政治、安全等重点合作领域，“建立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次地区合作基础上的泛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已开始显露端倪” [20]。“国际制度不能代替互惠，但他们可以强化互惠并使互惠制度化。”[21]非传统领域的地区合作机制是比较容易建立的，这些机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增加可预测性来促成行为体达成协议，从而大大提高了各国在该领域的合作效率，使国家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与此同时，机制也将继续维持和不断加强。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政策偏好要受到历史经验的影响，“如果一种政策导致了明显的成功，行为体就容易在以后多种情景中实施这一政策。” [22]已有机制的“示范”效用将加大国家对合作的认可，对制度的认同，增进彼此信任，促进行为体之间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有利于促进对地区性身份的认同。国家是一个具有多种身份的统一体，内在的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构成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个体身份，使其成为一个有异于其他国家行为体的独立的存在。随着区域化的发展，地区内成员互动和相互依赖加深，地区认同增强，行为体所显露出来的地区特性日趋明显，传统的国家局限于其内部特质的身份界定将得到超越，从而国家使国家具备一种地区性的集体身份。地区性身份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共同的地域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地理条件，但它却不是形成地区认同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地理上接近的国家未必有共处同一地区的归属感和对地区性身份的认同，这种集体身份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动力。温特分析了有助于创建集体身份的四个主变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8]。东亚各国在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等方面缺乏同质性是影响东亚地区认同的一大因素，但是它并非是阻碍东亚各国形成集体身份的不可逾越的壁垒，因为“集体身份的必要条件是一个有效原因变量（指前三个变量）和自我约束变量的结合” [8]，故单独的一个有效变量的缺失不能起到决定作用。考察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东亚的影响，不难发现，它促进了其他三个变量的产生或加强。行为体所受的共同威胁往往是共同命运产生的最直接的动因。非传统威胁尤其是危机型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蔓延整个地区，将地区内国家置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甚至是“共存共亡”的共同命运境地。而诸如金融危机对东亚各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冲击，非典、禽流感在东亚的扩散传播，更加显示出了东亚地区高度的相互依存。与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主要依靠国家“自助”不同，单个国家非但不能战胜非传统安全威胁，而且地区内国家各行其是的结果往往促成更严重的灾难性后果，这促使各国转向地区合作。非传统安全对地区合作的促进不仅体现在紧急关头各国共同采取的应急措施，更表现为防止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所必须的长期性所提供的各国长期合作的保证，也就是说，各国抵抗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将是过程性的而非暂时的、偶然的。例如，为了保障地区公共卫生安全，有关国家在“10＋3”框架下提出了建立地区性传染病的早期预警机制，加强共同研发抗病毒疫苗、药物等的合作，即使在非典和禽流感消除后，这种合作将继续保持和深入下去。建立、完善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共同行动机制的过程同时也是进一步加深各国相互依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相互性的机制，国家相互学会了遵守制度是值得做的事情”[8]，这对提高国家的自我约束是有利的。而且东亚一些国家较早的就表现出了“自我束缚(self-binding)”的倾向，例如，东盟国家提倡的“通过对话、协商达成一致，通过合作而非对抗来处理好各种差异和争端，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东盟方式”[13]和中国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新安全观的提出。为共同解决非传统安全所进行的交往的加深，将促进这些新安全观的推广，增进彼此信任，减少猜测和疑虑。共同的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应对威胁过程中所加深的相互依存和各国之间在相关领域的自我约束和相互协调，将有利于东亚国家东亚一员认同的加强和东亚地区性身份的加强。“东亚领导人和高官的定期会晤有利于达成共同的目标，建立认同，相应地，‘东亚’概念将深深地体现在地区各国政府和领导人的思维和言论中。”[23]非传统领域的合作是长期的，即使东亚地区各国的集体身份意识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强烈，反复合作还是会导致促进行为体合作的思维习惯的。[8]

一般而言，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合作如果能超越利益认同阶段而进入制度性认同甚至观念性认同的阶段，行为体共同的合作预期将会更加强烈，合作的范围和合作的水平将会得到扩大和提高。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东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具备了这一功能。虽然说当前东亚的机制建设还处在初始阶段，东亚各国的地区性认同并不强烈，但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无疑给东亚的地区性制度建设和地区认同的加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东亚的地区合作有了新的进展。

四、小结

 将注意力集中在传统的军事政治领域，那么“在军事和政治安全领域——由于中、日、韩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全面的竞争和权力的平衡——东亚有可能变成多个地区” [2]。但是如果综合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将东亚放在一个广泛的安全框架下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在军事政治安全领域，东亚各国的背离倾向严重，可是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出，东亚各国的合作空间大大拓展。在非传统问题上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机制，培养出的合作意识，建构出的地区身份将产生出地区聚合力，从而减轻或避免东亚可能出现的“多地区”的分离状态，因此重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以此改善东亚在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滞后状况，不失为推动东亚地区全面合作的有效途径。

【注释】

1．“东盟＋3”最初为“9+3”，1999年，柬埔寨加入东盟后，成为“10+3”。Terry Terriff et al.Security Studies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p.135,pp.116.

2．Barry Buzan,Ole Waever,Jaap De Wilde.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Lynne Rienner Publisher,Inc.1998.pp.50,pp.142,pp.74—75,pp.98,pp.121, pp.134—135.

3．查尔斯·利普森：“经济和安全事务领域的国际合作”，大卫·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4. 韩彩珍：“东北亚合作机制的微观解释——从博弈论的角度”，《东北亚论坛》2004年第(1)辑，第14页。

5. 表1，表2参见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第144页。

6. 王学玉：“国际安全的地区化：一个分析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2)辑，第19页。

7. Oran R.Young.The Intermediaries,Third Parties in International Crisi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pp.10.转引自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34页。

8. 亚历山大·温特，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第430页，第431页，第449页，第440页。

9. Rogier Busser.The Impact of Japan Direct Investment on Expansion of Japanese Network in Southeast Asia for Comprehensive Security. Kurt W. Radtke, Raymond Feddema, ed.Comprehensive Security in Asia: Views from Asia and the West on a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Leiden.2000.pp.271.

10. 朱阳明主编：《亚太安全战略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11. Mark Beeson.ASEAN Plus Three and the Rise of Reactionary Region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25,Issue2,Aug2003.

12. 詹姆斯·卡帕拉索：“国际关系理论和多边主义：根本原则之探寻”，约翰·鲁杰主编，苏长和译：《多边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13. Caballero Anthony.Mely.Partnership for Peace in Asia: ASEAN, the ARF, and the United Nation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4,Issue3,Dec2002.

14. 李慎明，王逸舟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15. 王逸舟：“国际利益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辑，第161页。

16.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2000[EB/OL]. http://www.nixo.center.org.

17.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B/OL]. http://www.usinfo.state.gov.

18. Stephen D.Krasner.Structural Cause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and 36.1982.

19.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20. 张锡镇：“东亚区域合作与合作机制”，潘国华，张锡镇主编：《东亚地区合作与合作机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21.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基欧汉：“无政府状态下的战略和制度合作”，大卫·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22. 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直觉与错误直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23. Richard Stubbs.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Asian Survey, Vol. 42. Issue 3,May/Ju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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