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你如何看待中欧关系？

    答：就目前而言，中欧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的二元判断，但是可以在态势上进行展望，中欧关系目前呈积极的或良性的发展。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欧关系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互补；欧洲在民主政治上，制度建设、社会福利、公共管理上可以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而中国在市场、资金、资源与软件开发方面可以为欧洲的复兴注入活力。时下，在地缘政治、大国关系出现动荡的情势下，中欧关系具有很多的发展潜力。
 
    问：在你看来，哪一种国际关系的理论能被用来探讨中欧关系的方方面面？

    答：任何一种理论对于现实的阐述作用都是有限的，何况中欧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国家理念上曾有过巨大的差异，就当下而言，如果非要用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来形容中欧关系的话，那么英国学派或建构主义学派可以为阐释中欧关系提供一种工具。这是因为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与欧洲都曾经历过或倡导过一种“国际体系”，即中国倡导的“朝贡体系”与欧洲倡导的“维斯特伐利亚体系”。当然两者不尽相同，中国的朝贡体系事实上基于古典帝国的理念，而欧洲的国家理念也是基于封建城邦、宗教王国、世袭贵族的基础上产生的，尽管30年战争后，民族国家的概念深入人心，只是到了法国大革命后主权国家的理念才占了上风，而主权国家的理念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被引介到中国。

    总之，这两种体系都经历了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建构，而无论是英国学派还是建构主义都没有否认国家利益，而强调一种共有的、互动的利益、可以建构的国家利益。

    问：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你如何认识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

    答：坦诚地讲，在经济领域我谈不上深度的研究，这里仅结合身份与权力的关系做点说明。当前的欧债危机看起来偶然，其实这是共同体建设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因为欧盟虽然有了“集合的身份”（collected identity），但却缺少“集合的权力”(collected power)，处于地区体系与国家体系的欧盟势必在经济协调上不能做到步调一致，一个国家都如此，遑论一个大欧洲，因此，要解决欧洲危机尚需在如何有效地利用“集合权力”上下功夫。

    问：正如你所知道的，中欧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许多欧洲学者对“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义不甚明了。你对这一术语的理解是什么？

    答：所谓的伙伴关系并非像过去我们理解的那种结盟关系，伙伴关系事实上是指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就目前而言，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是一种伙伴关系，我的理解是伙伴关系表明一种态度、态势，并非既有的事实或已实现的结果，这也适宜于对中欧伙伴关系的诠释。就中欧关系而言，关键是“战略”二字。至少从话语上这里展现了一种负责任、积极的或前瞻的，将国家政治与地区政治纳入良性互动的情怀。所以，在现实中，中欧要把基点放在维护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基础上，其次才是全球利益；反过来说，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倾向则是与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如何避免后者的思维影响“战略伙伴关系”的实施是保证政治治理或模式有效推进的关键。

    问：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国学者似乎提出了不少理论。欧洲学者提出了哪些理论？哪些理论应该值得我们重视。

    答：国际关系上的几大主流理论，像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都源于美国，但这并非说与欧洲没有关系，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旧理想主义、激进的和温和的建构主义都是源于对发端于欧洲战争（包括冷战）的反思；而欧洲的学者提出的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事实上也是基于对前苏联与美国争霸给其本身及整个世界安全状态的反思，从这个角度讲，这几种理论都值得关注，当然，从和平或符合时代潮流的角度讲，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的新安全观值得推崇，就全球政治而言，地缘政治理论、特别是均势理论仍值得我们关注。

    问：能否请你谈谈你多年来研究国际关系的体会？

    答：国际关系研究并非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做任何学问我觉得都需要在基础与创新两个方面进行努力。没有基础谈不上创新，而创新则能夯实学科积淀。就基础知识而言，历史与哲学是从事国际关系学者必修的科目，因此在学生阶段一定要熟读几本经典的历史书籍，像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李伯庚的《欧洲文化史》、墨菲的《亚洲史》都是这些历史巨匠留给的丰厚遗产。

    如果说历史促使我们关注经验与事实，那么哲学史则荟萃了人类思想的精华，因此，不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伏尔泰、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以及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就无法掌握几大主流理论渊薮，无法把握国际关系理论的再生与发展。当然，其它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是非常值得借鉴的，比如，量子理论波粒二象性、广义进化论、热耗散理论、物理政治都会为我们理解国际政治打开一扇别样的窗户，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关系学就是一种“全学”。

    其次，要与现实挂钩，对现实没有指导作用的理论是无意义的，而做到这些，国家政治、地区政治、全球政治纳入视野，国际关系不再是一种international,而是一种regional/global,甚至universal(人类共生)；更重要的要有一种责任和全球意识。国家利益需要，但更重要的，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各类课题选题和立项的一个重要尺度。

    总之，没有扎实的理论知识、扎实的方法论、扎实的田野式观察与调研，就无从取得比较客观的研究成果。所谓的创新实质是基于现实与既有理论的一种嫁接，如马尔库塞所倡导的“否定性”之思维路径。

    最后，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谈谈国际关系的发展前途与就业。

    就目前而言，国关学生的就业是一个问题，关系到外交决策制定的无非是外交、外事机构，和学校、科研机构，而这些部分不可能容纳很多的人，那么怎么办？国际关系学也是一种方法论，你要学会坚持，坚定地走下去。作为一种兴趣早年前我偶然购得肖佳灵博士的《国家主权论》，其中密密麻麻的注释与严肃的论证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最近我又购得俞沂暄博士的《国家特性与世界秩序》一书，感到文笔流畅、论证详实，而取得这样的成果没有坚定的毅力是难以完成的。因此，在学术研究上，要有一种献身精神，不能急功近利，十年磨一剑，择选一个角度或案例进行深入的的研究是肯定会出成果的。

    另一方面，从实用和发展的角度讲，要学会将国际关系学当做一种方法，它也可以帮我们理解世界、生活，工作，包括宏观的和微观的，林林总总。且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互有交错，高政治与低政治相互重叠，所以从做公务员到做生意都是可以大有用途的。要将国际关系学理解为“每个人的政治”。莎翁称“The World is a big stage, like it or not, you’re one of the players”，就此意义上，国际关系学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现实政治，促进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也会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与学习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