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性质、规模及与会代表
东北亚区域合作与整合国际会议是经国家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同意并批准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东北亚和平环境建构——从文化因素与物质力量的互动关系中探求建设性路径。会议由浙江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承办，于2012年12月14日至15日在浙江杭州浙江大学校内圆正启真酒店举办。与会学者共有44人，其中外方学者24人，中方学者20人（台湾学者1人，，浙大学者14人、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5人）。本校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约80人旁听了会议。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余逊达主持开幕式，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宋永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到会并致辞。
研讨会学术综述
东北亚的安全与稳定一直是中国及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近期的中日钓鱼岛争端、日韩的独岛（竹岛）之争、朝鲜成功发射卫星等再次使这一地区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在为期一天半的东北亚区域合作与整合国际会议中，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国内外学者，围绕如何从文化视角探讨东北亚地区和平环境建构的主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
一、 寻找可能路径：从文化因素思考东北亚地区和平建构
文化研究路径在理解东北亚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寻求东北亚国家间领土争端的解决是否有意义？答案是肯定的。申凤吉（中日韩三国秘书处秘书长）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主题报告阐述了在物质路径之外从文化视角探讨和寻求东北亚地区和平建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申凤吉（《东北亚地区的权力转移与共同价值的形成—-以文化的视角》）认为东北亚地区有共同价值的基础，而中日韩三国秘书处正该地区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做出积极努力。今年该地区国家之间也发生了领土争端和民族主义冲突，存在着进一步冲突乃至战争的可能性，对此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似乎更具有理论的解释力，有学者甚至提出“目前东亚正在发生新的冷战”的观点。申反对这样的观点，并认为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在历史上一直地理相邻、文化相似，具有可以形成共同价值的文化基础。例如被世界广为接受的中国孔子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古代日韩都有类似的表述。他认为三国合作秘书处是推进地区共同价值形成的关键国际机构。就具体进程而言，中国作为崛起的力量应该注意考虑其他国家的感受，并且学会如何缓解他们对崛起的担心。同时中国应该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日本和韩国不仅要在亚洲地区也应在全球事务上更多地参与和承担责任，这是他们一同从冲突和战争记忆走出来的关键。
巴里·布赞（《关于会议主题的思考》）的文章和发言为整个学术研讨奠定了总的框架。他认为东北亚的国际政治不仅对本地区也对全球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东海的争端让我们再次聚焦于此，从历史、领土和主权等方面探讨东北亚的国际关系，而且有必要将物质力量与社会文化因素相结合来考虑该地区的国际政治问题。仅以现实主义的权力路径来思考显然是片面的、不足够的，社会文化路径不仅为共同认同而且也会为具体的历史问题解决提供一个更深刻、细致而且多样的思考向度，例如秦亚青的以关系为核心概念的过程建构主义、英国学派的基本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以及东北亚社会和外交中独特的面子意识等。这些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分析和和理解如下许多问题：东北亚的社会结构是什么？与其他地区或西方相比，东北亚是否有其特殊的机制？东北亚社会结构是如何演化的？东北亚外交中是否有其特殊形式？所有的关系是否能够简化为理性主义和关系主义？维护面子是东北亚社会的特征吗？面子问题在东北亚外交中的影响力有多大？
历史问题始终影响着东北亚国家间关系。岛争不是历史问题的简单映射，因为领土问题并不仅仅指领土的归属，还反映了东北亚各国对政治的理解。历史是一种政治选择，无论是记录还是解读，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历史因素和经济因素都不能解释东北亚岛争引发的极端情绪，民族主义才是根源。因为二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和支持，美国对东北亚岛争需要负一定的责任。因此，在东北亚领土争端问题上，仅从权力转移——中韩起，美日落——的现实出发很容易走入安全困境，也即物质路径对争端的解决帮助不大，应该更多地关注上述提到的文化路径。
赵穗生（美国丹佛大学科贝尔国际研究学院，《区域冲突解决的“软”路径：东亚安全机制建设的文化局限性》）分析了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现状和问题，认为出于文化传统习惯，东亚国家更喜欢分散的而不是制度化的方式、双边的而不是多边的方式来谋求地区冲突的解决，而且历史阴影、缺乏共同威胁和共享价值以及相互间的地缘战略上的猜忌等因素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文化传统。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在冲突解决问题上具有其独特的路径。就目前而言，尽管地区安全架构已成为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讨论中的流行语，但致力于解决地区冲突的机制建设在该地区仍然是个复杂的进程，由于上述因素各国之间很难形成深远的政治共识，历史宿怨与彼此怀疑还将持续，似乎东亚除了一个基于权力平衡或双边安全协议基础上的冷和平之外还很难找到一个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和平道路。
托马斯·伯杰（Thomas Berger，美国波士顿大学，《正确理解东亚文化：建构主义研究路径的危险与希望》）概述了文化理论的基本特征，探讨了文化路径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常见问题，提出文化路径在东北亚地区适应的几个方面。他认为在研究东亚国际关系时，依据西方经验而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充分考虑亚洲国际关系形成的地域背景和文化观念语境，很难对该地区有真正的和深入的了解。只有将亚洲各行为体的自身视角和文化理解纳入考量范围进行细致的考察，才会对该地区的政治有更好的认识，同时也要警惕文化研究路径方法论上的困难和潜在陷阱，在寻求东亚国际关系和观念变量的过程中不要重蹈早期学者的覆辙。因此今天的学者既不需要（也不必）完全拒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需要将之与地方特色和现实相结合。
余潇枫（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问题与前景：东北亚地区海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认为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原子主义”的理论，以此来分析和考察中国崛起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势必形成中国的崛起引发亚洲邻国的“恐惧”、美国等大国对中国战略的怀疑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处于一种“半冷战，半热冲突”处境的判断并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要改变这种情形，转换思维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关系主义”理论，倾向的是家国主义和面子。家国主义认为国家间关系并非仅仅“朋友”、“敌人”、“竞争对手”三类，而是可以扩展至“父子”、“兄弟”、“同胞”等多种关系。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和合主义可以视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基础理念，它源于《易经》中的“协和万邦”思想，其核心价值是“优态共存”，它的“你安全，所以我安全的”思维向度有益于扭转目前东北亚地区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类似“囚徒困境”的僵局。
二、 历史与现实：中日钓鱼岛争端的解决方案
近期的钓鱼岛争端严重损害了中日建交以来取得的双边关系成果，两国关系再次陷入低谷，同时也将直接影响东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与会学者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就争端的原因、历史、双方政策解读和前景做了集中讨论，看法多样并存有分歧，特别是在中日学者之间出现激烈交锋。
东乡和彦（日本京都产业大学世界事务研究所，《当下和未来的中日美关系——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钓鱼岛争端》）运用西方三大主流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并结合东方思想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面子”观念来审视钓鱼岛争端。他认为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上的政策是完全失败的，而中国得到了所有她想要的，特别在经济上，日本因钓鱼岛争端的损失比中国大得多。中国关于钓鱼岛的领土要求没有错，但是用武力要求的方式是有问题的，因此在此轮争端中中国的形象令人失望，是向19世纪军国主义的倒退。他指出日本应当从威慑和对话两方面入手来应对钓鱼岛争端，并提出三个具体建言：对话应是无前提的；日本应继续“三不”政策：不许中国进入钓鱼岛、不许中国在岛上研究、不许在岛上兴建工事；日本应当倾听中国的声音。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对遗留历史的看法及东亚合作安全的要求》）借用当下学者常用的“真理”与“和解”两个术语做出了具体阐释。他指出“真理”意味着不仅从本民族国家、也要从其他民族国家的角度承认和正视历史，日本应当承认和正视其现代侵略、殖民和施暴史，承认和正视它们造成的极为不义的灾难性后果，吸取起码的真实教训，否则可以说东亚难有宁日，日本难有宁日。“和解”要求一是既尊重本国人民的记忆和情感，也尊重别国人民的记忆和情感，当这两者之间有不易解决的抵触时，一般要在尊重根本“真理”的前提下，尽可能予以缓解甚或淡化；二是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历史宿怨，以现今和未来为重，以核心（而非边际）的历史真理和紧要（而非次要）的现今国家利益为处理问题的首要准则。据此，某些争端的解决应当留待将来。大致而言，在东亚，除了关于日本侵略和施暴史的某些大是大非问题外，一国对与邻国之间的那些包含宿怨或争端的负面历史关系的谈论一般宜粗不宜细，其中某些需要大致甚或完全予以回避，同时讲双边关系史的积极方面应当远超过讲它的消极方面。简言之，有利于东亚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的东亚区域合作体制能否生成，生成以后又能否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亚各国政府和公众能否以上述态度和理念对待漫长和复杂的东亚历史，特别东亚国际关系史。
平野睦（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 《从日本国内视角看中日关系中的海洋争端》）从几个国内维度如参与者、领土主权、争端涉及的方面和争端的时段来分析中日海洋争端。参与者包括日本政府、在野党、学者、日本民众等，日本政府的基本观点就是争端并不存在，其活动的主要特点就是关注“合法性”，最主要的目的是保证能源安全，以期建立在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在野党一直以来都与日本政府意见不合，在如何处理争端的问题上，各党意见也不一致。日本共产党认为日本必须承认争端的确存在，应尽力通过外交手段去协商解决。日本学界的意见与政府大致相同，但少数历史学家站在中国一方，认为在日本占领钓鱼岛以前，钓鱼岛一直归中国所有。对于日本民众来说，只要不影响日常生活，他们并不真正关心海洋争端。他们关心的是这种争端会不会影响到国内产业和他们的工作。日本国内众多力量就好像在同一条没有方向的船上，相互之间缺乏深度交流，因此也无法做出实质性举措。我们不能被“零和”游戏规则限制思路，中日两国都要提高警惕，防止争端恶化，避免军事冲突。两国也要注意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有可能煽动对立情绪，致使事态不可控制，任何一方使用军事力量，都将会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并丧失既有国际法公认的地位。
张小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邻国关系中的历史记忆》）认为集体的历史记忆由社会事实构建而成。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着更多的邻国。中国与邻国的历史记忆对中国与邻国关系以及整个东亚的政治关系存在负面（或者有正面）的影响。有三段历史记忆影响最为深远：19世纪和20世纪的多次中日战争；冷战期间中国与邻国边境战争的历史记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历史记忆。对于三个不同类别的历史记忆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不同的解决方案。和解是中日关系迫切需要的，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可能会有助于化解历史记忆遗留的负面影响。朝贡体系是最持久的历史记忆问题，同时也是一些邻国对中国崛起的前景产生焦虑的根源， 它将会对中国崛起及其邻国的反应和适应等相关的未来政策取向产生深远影响。
崔顺姬（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东海争端：通过有效合作与调停来转化冲突》）以厄瓜多尔和秘鲁之间的领土争端为例，尝试分析转化冲突的方法是如何在这一事件中得到理解和应用的，及其对东北亚问题的借鉴意义。在转化冲突的过程中，需要理解冲突的三个层面：态度，行为和矛盾。提到冲突，人们往往只想到行为层面，而公众的情绪、痛苦等情感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冲突其实是不同目标之间的矛盾。从长远角度来看，冲突就像是地形学中的山系，山峰是重要的冲突与挑战，山谷则是冲突协商失败。我们应该着眼于国际关系中的“山系”， 全方位了解冲突，深入了解其前因后果，而非仅考虑冲突的实质内容，仅仅关注某几个时间点或说仅仅考虑行为层面。
莫凯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咄咄逼人：近期中日海洋争端行为中的面子、民族主义与国内政治》）认为“面子”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在中日和日韩的关系中，面子有着相似却不相同的重要作用。现实主义不足以解释为什么钓鱼岛争端在2012年再次爆发，而面子等文化因素却可以从微妙之处着眼分析争端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争端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日本的面子问题。日本政府原本也秉持“韬光养晦”的政策，但是石原购买钓鱼岛却让他们不得不做出国有化的决定。因为一旦石原控制了钓鱼岛及其周边岛屿，作为右翼政治家，他必然会在岛上插上日本国旗，建设宾馆酒店，这势必会触怒中国，恶化两国关系。同时日本政府也正面临新一届选举，为了获得民众支持，他们选择表现得温和一些，并不否认石原的观点，仅仅只是维持现状。很多人认为日本购岛是个非常侵略性、咄咄逼人的行为，这让中国丢了面子，会加速中日关系的恶化。但相反，日本购岛就是为了避免让中国丢脸，以致让事态不可收拾。同样，面子对中国国内政治也非常重要。如果中国不对日本的行为作出强硬回应，中国人民必定会认为政府太软弱从而对政府失去信心。中国政府也担心如果再不做出反击，民意将会失控。显然中日双方的外交政治活动都受到面子的影响。面子在西方被解释成荣誉和尊严，但在东方却有更深远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中日两国都多次让对方失了面子， 在当下的钓鱼岛争端问题上，中日双方都需要尊重对方，给对方面子。
马克·瓦伦西亚（Mark Valencia，美国诺德士研究所，《东海纠纷与中日关系》）分析指出小岛及其附属海域的纠纷相较于更为基本的地缘政治争端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但在一些具体情况下，如大国对抗、历史仇恨和对稀有资源的争夺等，岛争作为一个不太重要的问题却占据了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中日在东海的纠纷就属于这种情况， 它对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威胁。中日海洋冲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钓鱼岛（尖阁列岛）主权争端，一是中国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一直以来有观点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后者的解决要以前者为基础。但近年来国际法的发展包括国际仲裁、国际实践以及国际海洋法的认定等都表明二者是可以分开来考虑的。这意味着中日海洋冲突中的划界问题是可以先于钓鱼岛争端来单独处理。如果双方能达成一致，将二者剥离开来处理，将有利于解决中日在中国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的争端，或可成为解决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而如果这种协议能够达成，也表明以协商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是可行的。
三、 文化与认同：东北亚各国外交特点的分析与解读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背后有其深刻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与会学者从多重角度分析解读了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的外交特点。
石之瑜（台湾国立大学政治学系，与张志云合作《中国外交政策不明显的合理性：文化目的与文明目的之间》的核心观点是对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来说，文化是帮助其作出理性决策的可靠预兆。他通过对清朝四个历史案例的研究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在西方现实主义等看起来极度不理性的政策，在中国长远的、“非现实”国家利益观中却十分合理。中国的文化、文明政策体系中存在着出于长远考虑的理性，它取决于对注重互惠的关系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两者间的博弈。这种对长远考量不止中国，在西方自由、现实主义中也有一定的存在根基，例如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中提到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以及在“囚徒困境”中通过不断的反复试验参与者会不得不从长远角度考虑自己的行为从而达成现阶段的合作，都是出于长远角度的考虑。区别在于，西方会更注重对短期和长远收益更精确的比较，中国则毫无疑问偏好后者。中国特色的外交政策并不严格符合自由主义或是现实主义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决策者经过长期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对短期可估量、可计算利益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就中国如何保持与他国长远的稳定关系，可以有两点建议：一是重视中国的独特性与不同，并且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拒绝或是同化外来的文化；二是重视文化的多样性与互利共赢，中国应该向其他文明开放、学习，并且输出自身的文化影响力。
蒲晓宇（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中国是个大剧院？面子、观众及身份信号》）探讨了如何从中国传递的身份信号中理解中国崛起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有时中国会很高调，尽可能地提高自身声誉，而有时候中国尽量保持低调，不去追求使声誉最大化。为什么中国会放出忽高忽低、截然不同的信号？在国际政治中，地位信号的释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释放强权地位信号，一是释放弱势地位信号。释放的理由是多方面的，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想要展示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比如出于民族主义、民族自豪感等理由，常常会释放出强势信号。而在面对国内民众时，当涉及到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时，一些国家会刻意显示出其弱势地位来避免承担更多责任。因此一个国家的决策者往往需要面对不同层面的受众，而在面对不同层面的对象时表现出高调或低调的姿态，也取决于各自不同的考量。这或许能解释中国外交政策当中的一些困惑。比如，我们可以把中国航母计划视作一个带有工具性目的的“炫耀性消费”，也一定程度上包含国家形象等面子问题。这一计划面对的是带有不同期待的、来自不同层面的受众，对于国内民众这关乎民族自豪感，而对其他国家则产生各自不同的影响。比如在美国，有学者将其视为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可以借此机会鼓励中国在维护区域安全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中国有时通过承认自身是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来展现低姿态，据一项来自《环球时报》的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受调查民众认为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其他学者的独立调查结果也没有太大出入。但是国际社会在这一点上并不认同中国的观点。一项美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铃木规夫（日本名古屋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模糊与战争话语：日本在中日关系钓鱼岛/尖阁列岛上的表现》）认为在中国方面，1945年中国以极大的代价取得了对日本战争的胜利是个历史共识，但在日本学界，主流观点并不认为日本败于中国或其他的亚洲国家，而是因为美国的参战导致了日本的失败。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一直存在于两国战后以来的交往中。日本历来就是一个海洋国家，有很长的发展海军的历史，在历史上，对日本来说，中国的海上威胁不足为虑。战后，日本没有名义上的海军，只有受美国海军指挥的海上自卫队，而我们看到近年来中国一直在积极发展成为一个海洋大国，不断打造现代化海军。
目前，中日关系步入了一个低谷。起初，日本普通民众并不是那么严重关切中日的岛屿争端。······，自岛争问题发酵以来，不少中国观察家忽视了美国在中日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而日本的政客也愈发偏执，在石原等人的表演背后，是所谓“爱国主义浪潮”的驱使，这是非常荒谬的。······
石东演（东北亚历史基金会，《鲸鱼群中的小虾米：一位实践者眼中的韩国与其邻国关系》）认为韩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历史上多次成为大陆或海洋大国争夺的牺牲品。鉴于朝鲜半岛的历史遭遇，在当下，韩国人对自己的国家遭遇外来干涉、重蹈历史覆辙的担忧仍然不显过时。如果说邻国中国和日本是鲸鱼，那么韩国就是一只小虾米。韩国的国际地位很大程度上由中国、日本等邻国的竞争所影响。从公元一世纪开始，韩国要么为中国所控制，要么被日本占据。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控制韩国。之后，俄国对韩国施加着主要影响。日俄战争后到二战结束前的40年间，日本重获对韩国的控制。而中国对朝鲜战争的介入，又重新显露了中国对韩国历史上就曾有的兴趣。总之，韩国在历史上不是被异国所控制，就是两国相争的筹码。这一切的原因都在于韩国的地理位置，这也就是我们需要回顾（韩国）历史的重要原因。韩国半岛独处亚洲大陆东隅，是海陆之桥梁。这决定了韩国既是东北亚大国相杀的腹地，也是战争中海陆必由之地。而如果韩国被一个强国所侵占，中国就会大受威胁（因为北京离韩国很近）。韩国的历史是否会重演，还得看未来。
黄伊道与文正仁（韩国首尔东亚日报新闻公司，韩国首尔延世大学政治学系，《身份认同、最高尊严与朝鲜的对外行为：文化/意识角度》）从朝鲜发射卫星事件谈起，认为如果从现实主义者强调权力的角度来看，朝鲜确实是个很危险的非理性国家；但如果从面子、尊严、认同等文化角度来看，就会更好地理解朝鲜的对外行为。两位学者提出了朝鲜外交行为中的文化理论分析路径，指出虽然朝鲜和其他国家一样也看重外交政策中的权力和利益因素，但它更关心的是诸如承认、地位、尊严等无形的价值。在朝鲜，国家领导人的尊严和政权的合法性是相连的，如果其主权、国家荣誉、最高领袖的尊严和名誉被冒犯，朝鲜宁肯牺牲经济利益甚至安全利益来维护之。这是“好面子”的一个极致，它根源于朝鲜历史和文化中独特的领袖和民众的认同方式，自尊（我怎么看待自己）和尊严（别人如何看我）决定着认同。在朝鲜外交决策过程中是尊严和面子等文化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是朝鲜外交非常别具一格的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理解由于李明博政府不承认、甚至破坏朝鲜领导人的最高尊严，比如李公开称金正恩为“坏孩子”，从而导致了该时期朝韩关系的恶化；由于朝鲜声称的主权要求被拒绝就有了朝鲜炮轰延坪岛事件；在核问题上也是如此，起初朝鲜研发核武器只是想寻求最小程度的核威慑，但后来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却演变成一项出于维护国家威望、国际地位、合法性建构的一项事业和选择。如果将精神的和相关文化因素考虑在内，朝鲜的对外行为应该是可捉摸、可预测的。因此关于朝鲜的对外行为，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强调权利与利益的传统思维方式，而需要用新的视角看问题。
玉本伟（日本东京世界政策研究所，《中日冲突：为什么发生在此刻？》）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分析了中日当下的钓鱼岛争端。日本在19世纪末被迫打开国门，加入国际关系体系，在二战中战败后，日本选择不再打仗。冷战的历史使亚洲诸国至今也难以产生良好的关系， 而今天，资本与市场将亚洲诸国相连结，需要指出的是真正激发冲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面子不是亚洲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特点，在以往的国际关系中也存在面子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新的规则，因为中国没有提出自己的关于国际规则、重塑国际秩序的主张。
四、 冲突与合作：环境、经济合作及其他动力因素
虽然存在着领土争端，但在东北亚地区各国间的经济、环境领域的合作在近几年有长足发展。下述学者从经济、环境领域以及介入大国因素来思考该区域的合作机制建设和解决领土纠纷的思路。
白永辉（Jean-Marc Blanchard，上海交通大学，《东亚主权争端及其经济后果分析：从文化角度理解数字》解释他的会议论文受到几个问题的激发：中日在2010年的一场海上争端之后，为何在2012年又争端再起并如此剧烈？为何日韩几乎没有在领土争端上发生伤害性事件？日本对于日中和日韩领土纠纷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不同？他长期从事日韩新地区战略研究，特别关注了2010年及2012前后的中日钓鱼岛之争，从经济角度看，2010年争端发生后，中国马上取消了与日方的对话，并且大幅度减低了对日出口，进口方面也大加限制，这给日本制造业带来了相当的影响。从文化上看，白不认为所谓的“面子”之类的文化因素造成了中日与日韩冲突之间的差别，但却是可以对2010年和2012年中日冲突做出最好的解释。当东京以“购买”这样一种方式企图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时候，中国政府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激烈的反应源于此处，所以合作之精髓似乎在于双方在面子文化上的相互尊重。
郑瑞溶（韩国首尔高丽大学全球领导发展中心， 《以东北亚独特方式建立区域环境机制》）首先指出东北亚地区具有其独特性，然后以海洋环境机制的两个案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黄海LME项目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阐述了东北亚地区环境软机制的建立。最后希望区域环境机制的建立与发展能对东北亚地区的整合和地区冲突产生有益影响。他从地缘政治、区域认同和威斯特伐里亚方法的不足三个方面剖析了东北亚区域的独特性。第一，始终存有大国间的竞争；第二，人际关系在日常社交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欧洲的威斯特伐里亚方法在这里行不通，在欧洲，各国可以经过协议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构建出合理的超国家制度，而各国也因条约的约束在同一个合法的架构下。但在亚洲，大家拥有不同的认同，不同价值观念。在东北亚海域的事务中，特别是环境方面，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环境规划署都曾将一些普世条约移植到东亚中来，却都不成功。在领土争端上，东亚国家的独特性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不愿诉求于国际法庭，而喜欢以双边方式解决问题，往往片面地、一味地强调自己的立场与主权，而不会考虑将争议领土分配互利。
梁微（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国际政治与管理学院，《东亚一体化的竞争性动力：中美之争》）在权力转移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阐述的主题是东亚地区整合问题。在过去十年，中日韩三国因为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致力于协商推动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进程，中国能够借机树立起强大的地区影响力，但也正是这种影响力让周边国家感受到威胁，而要求美国重返亚洲。因为过去十年的努力，中国已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重大贸易伙伴，相关数据表明，地域贸易网络已经建成，但在2010年美国宣布“重返亚洲”的战略之后，东亚的形式似乎变得更加复杂。周边国家的担心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自中国的崛起，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尽力在商业合作中让周边国家更安全、富有，就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中国的亚太战略是继续保持东盟国家在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其二是中国因为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中国近来针对美国的政策所作出的调整，与以往不同的是，首先加强了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其次是明确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中国政策的转变更多来自于政治而非经济。就地域背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并非是代替美国的地位，相反美国更希望给中国政策空间，以使得中美日这三大经济体间拥有更多的合作。大多数亚洲国家在发展时都以工业发展为先导，与美国的黄金模板相比较，东亚国家似乎更适应于当下的亚洲国家对特的发展模式，唯一缺失的是一种基于法理的自由贸易绑定，这也是为什么APEC失败的原因。总之，面对多边自由贸易的趋势，加强合作将成为区域发展的方向。
伊藤刚（日本明治大学政治学与经济学院，《两个断裂：中国和日本之于美国的意义与美国的中日观》）谈到关于如何产生国际秩序的问题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均势说；另一种是大国说，即基于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的统治形成的。适度的均势有助于相互制约，但就东亚的现实看，似乎并非如此。美国为东亚国家提供了极大的安全保障，它通过许多军事同盟来实现这一安全保障，这意味着美国对许多亚洲国家占有支配性的主导地位，亚洲的国际政治稳定并非来自中日美三国间的权力平衡，而是来自美国的统治。美国在冷战后期，一度与中国交好，希望中国能发展其自身的政治自由度及推动自由贸易进程，而制衡中日关系也成为它在东亚的首要战略。冷战结束后，中国制约苏联的桥头堡作用已然失去，中国也在积极寻求自身新的定位。但中日之间的误解也让他们的合作无法顺利开展，实际上三国在东亚互为依靠，不过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是利益提供方，它在力量三角中占有更大的比重。
中日之间在文化上其实存在着很深的误解，一部分源于美日军事同盟，但是日本本身只是寻求安全环境的保护，这也是东亚合作遇到的首要瓶颈，两国要能够相互合作，必须同时冷静下来，能够正确理解对方。如果能够消除误会，合作完全具有可能性。
(王江丽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