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安全理想的三重解读

余潇枫[1]

（1.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7）

摘要：“安全梦”是“中国梦”序列中的“第一愿景”，“保合太和”是中国历史上对安全的最早“梦想”。本文通过对“安全梦”的历史源起、现实诉求、未来图景的解读，着重阐述了“保合太和”、“和谐平安”与“优态共存”的基本内涵。“保合太和”是《易经》“和易性”涵义的范畴提升，“和谐平安”是“社会安全”与“人的安全”价值性追求的理性表达，“优态共存”是走向未来的安全治理的范式建构。通过解读“保合太和”，本文揭示了“平安中国”与“优态共存”对中国社会安全理想的传承性与实现这一理想的情景性，强调了没有“安全梦”的落实就难有“中国梦”的憧憬。

关键词：安全梦  保合太和  和谐平安  优态共存

安全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繁荣昌盛的理想支点。当今中国，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从非传统安全视角观之，中国的时代观从“战争与和平”转向“和平与发展”后，正在转向“安全与发展”[2]，安全的内涵趋于广义，除了政治、军事领域，安全还指涉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领域；除了客观威胁、主观恐惧的维度，安全更多地与主体间冲突的维度相关联；与客观安全、主观安全相应，话语安全在安全治理中凸显了其极重要的地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安全是发展的核心，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安全永远是最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安全梦”与“社会安全理想”作为安全价值的意向性指称具有等价性。本文通过三重视角来解读与理解“保合太和”[3]、“和谐平安”与“优态共存”所表征的“安全梦”的基本内涵，描绘与把握“安全梦”与“中国梦”的内在关系，以求展示中国社会安全理想的范式与图景。

“保合太和”：“安全梦”的思想源起

“保合太和”是《易经》（即《周易》，下同）中关于社会安全理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价值词，源于《彖传》对“乾卦”卦辞的解释，意即要和而不同地保持合作或融合，共存共赢地高度和谐与永久和顺。

从安全研究的角度理解，《易经》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安全哲学的书。《易经》通过“以象取义”的方法，最早提出了“（吉凶）预卜在先，（处置）预防在前”的独特的“预警安全观”，并相应地提出了“保合太和”的社会安全理想。“保合太和” 是《易经》中提出的最重要的安全哲学理念，从“太易”[4]到“太极”[5]再到“太和”[6]的逻辑展开，“太和”被置于了发展的价值序列的最高端。“保合太和”的目标指向是“万国感宁”。由此，“保合太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对安全的最早“梦想”，它既表明了中国先哲重视安危吉凶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关系，又强调了要通过合作与和合来发展与“万邦”或“万国”的关系。可以说，中国先人以“保合太和”为标示的“安全梦”，既是一种天下安定的理想性刻画，又是一种社会安全的价值性展示。

“保合太和”作为社会安全的理想之境，生发于“易”的“和易”之义。《易经》中“易”的涵义有五种解读，或者说《易经》中的“易”包含有体现着价值本体一致性的五种不同涵义，这些涵义是安全哲学的重要思想渊源。汉代郑玄在注解《易纬·乾凿度》时以日月为易，揭示“易”的涵义有三项，即变易、不易、简易。后人多用此三项涵义解读《易经》，西方人把《易经》译成“The Book of Changes”（变易之书）,其实只用了上述三项涵义中的“变易”这一项涵义。宋代朱熹在《周易本义》中关注到了易的第四种涵义即“交易”涵义，并在《周易本义》开篇就强调周易之卦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7]宋代张载在《正蒙》一书中关注到“易”的第五种涵义“和易”，对易的“和易”涵义与“太和”之义虽未有发挥，却有所指陈。美国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在其《易学本体论》一书中，基于张载对“太和”的理解，全面阐发了“易”的第五项涵义“和易”，并对“易一名而含五义之说” 加以解释。

针对“易”的五种涵义，成中英认为：“易之五义分别为生生源发义（彰显不易性），变异多元义（彰显变易性），秩序自然义（彰显简易性），交易互补义（彰显交易性），以及和谐相成义（彰显和易性）”。[8]成中英的主要贡献是对“和易”的“圆融”之境与对“太和”的“安然”之本的诠释。成中英提出易的“和易性”是易之为易的终极价值的体现，他指出：“如果不能认识到不易之易的终极目的是天地的和谐生态，如果不能认识到人的存在之意义也在于实现一已存在原和谐充实，以及更进一步彰显天地万物的和谐繁荣，如果不能认识到人的生命的可贵及所包含的无穷无尽的价值内涵，易的变化就只是过眼烟云，镜花水月，徒增人的空虚失落、迷惑沮丧而已。故真正知易者，不能不正视易的和谐化的价值”。[9]

 从安全哲学的视角看，“和易”正是“易”的核心意义所在，不仅为“易”的哲学发展提供了价值基点，而且为易的现实语用与安全追求提供了意义指向。由“和易”生发出的“太和”则是对易的“和易性”范畴的进一步提升。“太和”是指包含一切的“和谐大有”，是极为和谐的“至和状态”。成中英认为“太和因之即是兼含不易之易与易之不易的终极存在者”，“太和之世界是有之生成不断的根源，而非一个理想性的价值而已。太和也因之兼具太极与无极义，也涵盖太虚与太有或大有之义，俱为易的本体性能。” [10]如果说“和”是易之“本体”，“太和”是“和易”的至高目标，那么“保合太和”则应是社会安全所应趋向的“至和境界”。

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保合太和”的安全哲学意蕴表征着“自强不息”精神与“厚德载物”德性的完美统一，反映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和合”待人情怀与“中庸”处事原则的完美结合。“保合太和”这一社会安全理想所蕴含的哲学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得到发挥，其所蕴含的价值趋向进一步指向了具有更具象目标的“天下大同”与“万国咸宁”。从今人的视角看，“天下大同”与“万国咸宁”恰恰是中国人普世主义安全情怀的典型表达。

如果说“太极”是阴阳之合与同生共有，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化而为一，并由此生发出了中国自古以来“天人合一”的生态主义哲学倾向，那么“太和”应是正负之解，强调的是人与社会及万物的“和而不同”，并由此生发出了中国人 “天下大同”的普世主义人道理想。“天人合一”与“天下大同”是中国传统社会构筑的“安全梦”的最基本结构性元素，它们既有地缘上的“安定”内涵，又有文化上的“安宁”意蕴；既有层次上的“安全”区分，又有超越民族关系上的“安好”倾向。可见，“保合太和”表征为中国人以天下为怀式的“安全观”，既有着“天下太平”的统称意味，也有着“天下一家”的指称意义。

在国家间的维度上，“保合太和”的价值取向是“协和万邦”[11] 基础上的“万国咸宁”。《易经》强调“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12] “万国咸宁”是被明确提出的社会安全的最终理想，这一理想追求也贯穿于中国悠长的历史演进中。远古时期，中国就形成了结盟的 “共存意识”。春秋时期，中国发展出国家间的“会盟”制度。在处理“国家”关系上，中国历来更多地推崇的是以“王道”立国，通过文化自觉的社会认同与建构达成“协和万邦”。自秦汉以来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以和合精神在融合、同化了许多其他民族基础上，缔造和发展了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在唐朝以降至清朝与邻近中小国家之间虽不乏有战争与互攻，但其间按王道原则所形成的以“结盟、和亲、赠礼、通商”的途径建立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自愿性朝贡关系，则是“国家”交往史上以“敬服”为特点的独一无二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中庸、礼让为国”的传统特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和而不同”、“兼容共存”的外交伦理原则，铸就了“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外交目标与文化自觉。

“保合太和”的社会安全理想是中国人对世界安全的独特贡献。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视和最有能力以“和”为本位来维护社会安全与民生安全的国家之一。事实上，“从传统思想文化与长程历史演进来看，中国文化中‘重和’的方面是主流和整体的，‘尚争’的方面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中华文明中内敛的、防御的和合作的一面，多于扩张的、进攻的和竞争的一面。鸦片战争以后，西力东渐，中国经历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经历，复兴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景。这种复兴愿景建立在对落后苦难的同情理解之上，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礼制律令影响，中国复兴的立足点是解除世界上相同处境的苦难，而非对施暴者的子孙进行报复。”[13]可见，正是中华文明的五千年传承，证明了中国人爱和平、重防御、讲团结、求统一的安全思维与防御性国策，也正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安全梦”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伦理精神，促成了中国人爱公平、重共存、讲中庸、求和合的安全态度与共存共赢追求。

“和谐平安”：“安全梦”的现实诉求

“太和”的社会安全理想转换到当今民生国策的层面，将更多地体现在国家对“社会安全”与“人的安全”的重视与落实上。在“危机常态化”的全球化时代，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社会转型趋于深化期的今天，“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14]为此，“和谐平安”应是当今中国对“安全梦”的最现实与最迫切的诉求。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化导致的“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的世界性语境，以及环境、人口、粮食、贫困等种种全球性问题使得具有“非军事”、“跨国”、“普遍威胁”、“多国行为体共治”等特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具有关联性的国际性危机的频繁发生。特别是冷战以降，围绕主权维护与军事入侵的“国家安全”有所趋淡，围绕人的权利维护的“社会安全”与“人的安全”越来越受到联合国及各国政府的关注。在中国，与人民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安全问题正在被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生态环境、资源保障、能源供给、食品安全、民族关系等正在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大议题。

以“和谐平安”为“安全梦”的现实图景，进而以“平安中国”作为现时代的基本价值定位有其历史的必然。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不曾预料到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经济报喜、社会报忧”、“政府做事、群众闹事”、“违宪不违法、信访不信法”等过去少有的社会不安现象。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逻辑的递进，中国人开始把发展置入到了用安全来考量其合法性的语境中。如果说改革开放初始，为了尽可能减少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人们曾把发展置为安全的前提；而在改革开放中期，因发展而导致的环境问题开始凸显，人们随之把发展与安全看成是一个硬帀的两面缺一不可；那么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当下，一系列重大安全威胁的挑战，使得“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安全是发展的核心”越来越成为人们新的共识。目前，在发展资源越来越有限的情境下，中国需要通过努力打造出“经济建设欣欣向荣，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治安秩序良好”的“和谐平安”局面。而实现“平安中国”之“安全梦”，正是顺应人们对安全保障的诉求与社会对安全价值的重视。

那么“和谐平安”的具体价值内涵是什么？如何从对安全价值基点的拓展来加深对我国的“平安中国”建设的理解？“社会安全”与“人的安全”是“平安国”的两个基本面。对社会来说，“平安”就是“社会安全”得以维护，即社会的“平安”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社会正义能得以伸张，社会公平能得以体现，社会矛盾能得以化解，社会冲突能得以调适，社会和谐能得以实现。对个体来说，“平安”就是“人的安全”得以保障，即个体的“平安”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人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人的心理没有受到损害，人的财产没有受到侵害，人的社会关系没有受到迫害，人的生存环境没有发生灾害。[15]

“和谐平安”的价值基点是“以人为本”的“人的平安”，因而“人的安全”应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所必须首要保障的目标。人的安全这一概念最先于1994年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被系统地阐述，该报告认为：人的安全有两大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拥有免于诸如饥饿、疾病和压迫等长期威胁的安全；其二是获得在家庭、工作或社区等日常生活中对突如其来的伤害性的骚扰的保护。该报告还提出了与此相应的“人的安全”的七大要素：经济安全（基本收入有保障）、粮食安全（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健康安全（相对免于疾病和传染）、环境安全（能够获得清洁水源、清新空气和未退化的耕地）、人身安全（免遭人身暴力和威胁）、共同体安全（文化特性的安全）、政治安全（基本人权和自由得到保护）。人类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具体阐释人的安全：通过发展人类自由和实现人生价值来保护关涉人类命运至关重要的核心内容，保障人类的基本自由——自由是生命的精髓；保护人类免受严重的、普遍的威胁和危险情况的伤害，通过多种途径增强人类的能力和抱负，通过创造相应的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军事和文化体系来建构人类的生存和尊严。并以此来强调“社会安全”与“人的安全”的复合性，强调人类安全的价值基点从国家安全向社会与人本身的安全转型，同时也为各国政府的安全建设提出了世界性标准。

“人的安全”的提出与强调其核心意义是凸显“以人为本”，凸显人自身的价值特别是人作为“个体”存在的基本价值。人的平安是社会平安之基，社会平安又是国家平安之基。“和谐平安”的最基本含义首先是社会的和谐与人的平安。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和美中国”(和谐社会加美丽中国)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被新提上议事日程的重大目标。然而，当人们的日常生活资源如安全可靠的饮水、空气、食品、药品等成为一种经常缺失的公共产品时，客观上人们会给执政的政府打上不及格的分数；同时，何种方式的“安全”也正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议题。以往常见的政府事后“救火”式的安全是一种“消极安全”，而事前“预防”式的安全才是一种“积极安全”。中国新总理在今年的两会上强调：民生政府要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其中包括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住房等;还要坚守网底不破，通过完善低保、大病救助等制度，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如此看来，“编织安全网”的施政方针本身就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积极安全”。事实上，政府“编织安全网”的价值实质，就是以民生的安全保障为使命，通过科学发展，确保人民“免于恐惧、免于匮乏、免于耻辱”，这既是“平安中国”的现实诉求，也是社会和谐的理想之景。

在中国进入深度社会转型的情形下，诸多错综复杂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挑战使得中国实现“和谐平安”具有了紧迫性的意义，中国一方面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冲击以及融入世界时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另一方面要应对国内社会转型带来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和谐平安”在国际层面要全面体现“包容性发展”，即“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有能力建构更多的可行方案、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援助，使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和人类共同体的进步有中国参与的印记、操作与贡献”[16]；在国内层面要全面体现“保平安、保稳定、促发展、促和谐”。“和谐平安”作为“安全梦”的现实诉求，其建设的价值取向上既要强调“开放”与“发展”的维度也要强调“平安”与“和谐”的维度，既要强调社会管理与社会制度创新的维度也要强调个体权利保护和个体安全保障的维度。

重视“和谐平安”作为“安全梦”的现实诉求，是“保合太和”的安全理想在当下的反映，也是“以人为本”的民生至上理念在当下的表达。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阶段，“和谐平安”是时代发展的新主题、也是民众所普遍关注的新议题。从安全治理的角度看，达成“和谐平安”目标的“平安中国”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综治的重要内容，还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不仅仅是社会平衡发展的重要标志，还是改革开放深化的重要象征；不仅仅是社会理想构建的重要取向，还是社会核心价值的重要体现。

 “优态共存”：“安全梦”的未来图景

要实现“保合太和”的社会安全理想与“和谐平安”的现实安全诉求，就应当树立起“优态共存”的安全哲学新范式。“优态”是安全指向的理想状态，表征的是行为体可持续发展的生存境况；“共存”是安全获得的现实结果，表征着行为体追求安全的情景性条件。在全球体系中，无论那一个层次的行为体若要获得安全，其基本立场与途径都只能是通过“互惠共建”才能达到“优态共存”状态。

“优态共存”的安全哲学理念是对传统安全“危态对抗”理念的超越。[17]21世纪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普遍化、严峻性，导致了人们对传统安全理论的质疑与对新的安全哲学理念的祈求。当非传统安全中社会安全问题与人的安全问题在现实凸显时，安全的重心产生了巨大移位，国家安全的内涵从传统的摆脱军事与政治的“主权性威胁”，拓展到了摆脱经济、文化、环境等的“生存性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延从传统的领土、领空、领海的边界拓展到了任何与“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相关的边界；国家安全的要素从军事武力、政治权力方面拓展到了精神、文化、制度及社会方面。“优态共存”的安全哲学范式正是在传承中国“保合太和”思想基础上顺应了这一时代趋势而被提出的一种新的安全思考维度。

 “优态共存”的安全哲学范式表征着一种“和合主义”[18]式的“安全梦”的建构，强调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方都有权利保护和发展自己，都应该以不损害另一方为前提而行动，或者说任何行动应确保共同可持续发展即共同处在“优化”状态中协作发展。以往人们以“威胁不存在”来界定安全与否，其安全的可能性边界永远划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其安全也只能是相对狭小的安全。而以“优态共存”来界定安全，强调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其安全的可能性边界就拓展到了安全建设的双方甚至是多方，其安全就有了某种绝对的“太和”的意义。

把安全视为“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是中国面向未来时关于“安全梦”的最重要价值取向。特别是在“危机常态化”的今天，“保合太和”的社会安全理想与“和谐平安”的现实诉求还涉及到人们对“风险”、“威胁”、“紧急事件”、“危机”、“灾害”、“灾难”等一系列不安全现实的重新理解，涉及到对“安全”、“平安”、“和谐”、“稳定”等一系列价值判断的重新认知。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工业社会之后是“风险社会”，并强调工业社会中被压迫的阶级可用“我饿”两字概括，而风险社会的集体性格言则是“我怕”两字。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接踵而至的各类危机，有人甚至用“高风险社会”来刻画我们所处的时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则用“制造的风险”来刻画世界的不安宁，他认为当今的社会风险已超越特定的时空界线而扩散于全球以至无人能幸免；并且人们在不断地“制造”中“再制造”，成为一种无法弥补的风险；再是风险扩散于世界之中，已超越人们思考的“本位”与“范围”，成为一种无人能负责的风险。 当前“高风险社会”引发的种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使中国同时面临着生存安全问题与发展安全问题的挑战，面临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复杂形势，面临着国内与国际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双重难题。其中与非传统安全密切相关的挑战有：金融动荡、贸易摩擦、资源争夺等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环境破坏、空气污染、水源短缺、食物不安全、健康恶化、性别问题等内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移民冲突、跨国投资风险等双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局部军备竞赛等多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风险社会”、“高风险社会”、“制造的风险”等等的语词的频频出现，告诉国人这样一个道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以“社会安全”与“人的安全”为价值基点的“安全梦”，既是当代中国人的重大使命，又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所必然进行的社会工程。

在未来内政为主的安全治理中， 我们不仅面临着生存安全问题，我们还面面临着发展安全与执政党的执政安全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

在未来外交为主的安全治理中，我们所处世界的不安全形势包括：在经济领域，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在政治领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在社会与环境领域，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气候变暖，资源匮乏，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在中国与国际的关系模塑中，中国的追求是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努力在尊重主权的过程中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并通过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共享安全。

 “优态共存”的安全范式突现了中国在如何确保安全与维护安全方面，所表现出的一种更为宽大和合的安全思维，从而显示出对安全的一种特别理解，也使得“安全梦”具有了兼容与开放的特性。放眼世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以“优态共存”为核心价值的安全制度建设正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可以说，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将首先不是政治制度的竞争，也不是经济制度的竞争，而将首先是安全制度的竞合。“中国梦”是中华文明传承与复兴标志性图景，也是中国社会繁荣与富强的价值性指向。因“不科学发展”而带来的种种风险与危机，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安全梦”是“中国梦”的第一愿景，没有“安全梦”的落实就难有“中国梦”的憧憬。否则，不安全的“高铁”还不如低速的“慢车”，不安全的“高GDP”还不如农耕式的“桃花源”。 “保合太和”、“和谐平安”、“优态共存”所构成的“和合主义”安全观要求我们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用更自觉的安全治理行动去实现传承中华文明精神的社会安全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