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0日上午10：00—11：30，中心主办的第五次“跨博士点培养平台”沙龙“成也人口，败也人口——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人口安全”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一教学楼410会议室顺利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心主任余潇枫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米红教授和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人口所原华荣教授分别担任正方和反方主讲，浙江省人口与健康协会副会长王涤教授、杭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巡视员孙蕾娟科长、杭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前主任姚雅仙、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傅荣校教授、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食品科学与营养系沈立荣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税根教授、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周丽苹研究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伟老师及30多位浙江大学博士生、硕士生参加了沙龙活动。

沙龙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人口安全”展开。首先由米红教授代表正方观点发言，他从“人口政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做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和“中国的人口政策促进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阐述了八个观点。在人口政策为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方面，米教授阐释了四点作用：第一，人口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使得我国生育率大福度降低，我国共少生了约四亿人口；第二，使得我国的教育水平快速提升，特别是妇女人口受教育水平快速增长，文盲率快速下降；第三，由于人口数的降低，使得当前人口与比“按照人口惯性增长到现在的人口”与生态环境、土地、粮食的约束压力要小；第四，少生的人口节省了大量的费用，保守估计，少生人口节省的费用超过2008年的GDP(30万亿）。这些都是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绩效。在人口政策促进城市发展方面，米教授也从四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城市实行一胎政策，农村实行一胎半政策”，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持续性发展；第二，出生人口持续降低，而寿命延长，使得抚养比增大，促进了商业保险、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第三，“城市的一胎政策”使得中国城市大量的50后和60后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最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群体，直接导致中国大量80后和90后的出国留学热潮及其海外投资热潮，同时也使得80后90后成为文化教育素质整体水平最高的两代人；第四，“投资和经营”使得城市不断发展扩大与原有城市户籍人口的不足，导致外来流入和迁入人口增大，直接推动“住+行”的持续升温，并带动城市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

原华荣教授作为反方，以人口规模为基点，运用详细的数据、史实以及专家观点从多学科角度层层推进，阐释人口是中国的“软肋”。首先，原教授从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和哲学五个角度来阐明人口规模过大是“人类不能承受之重”。基于上述视野，原教授基于“协同学”中的“序参量”以及“层级－尺度原理”，指出“规模问题”是由规模引致的，除改变自身规模外无解，或无根本解，有限性在生成“规模问题”的同时，也规定了主体支配能力的有限性，进而形成了难以逾越的“规模障碍”。而技术可以减弱，但不能改变人口－经济规模与环境冲击量的正相关；技术能支持“没有限制的增长”，但却不能相应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接着，原教授延着历史的脉络，根据历代人口与灾害的数据以及相关史实指出自然灾害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历史周期与人口周期具有“耦合”关系，文明总在人口高峰时崩塌或衰退(如南宋、“康乾盛世”等)。另外，原教授基于历史数据指出人口规模的扩张与生态／环境退化和环境冲击量正相关，我国生态环境的“总体恶化”是庞大人口－经济规模“强制”下的一种必然。最后，原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希冀，他指出“经济强国”与“人口大国”是不可兼得的两个目标，因此希望中国成为“经济强国”而不是“人口大国”。

对于上述两位教授关于“成也人口，败也人口”的辩论，与会人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傅荣校教授认为，从辩论的角度上来说，正反方是非对抗性的，米教授是从国家政策和社会保障方面，原教授是多角度分析，但共同指向同一问题。傅教授指出，人口的增长给我们带来极大问题，问题本身很难得出正确性的结论，人口学专家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开放性的思维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是本次研讨所带给大家的最大启示，而原教授从“人口”这个要素研究朝代的更替也是一个很新颖的角度。余潇枫教授认为，需要研究“如何超越人口看人口”，在人口学、生态学、管理学等视角外，还要引入第四个维度——高科技，从多维度来探讨人口规模以及人口质量。浙江省人口与健康协会副会长王涤教授指出正反方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人口均衡发展”的问题，王涤教授认为人口学家的任务应该是“如何让中国人口更加快一点进入均衡发展”，人口是必然会走向“均衡”，只是过程不是直线前进的。王涤教授同时指出发展过程中要重视“人口素质”，计划生育是必然存在的，即使国家不进行计划生育，各小家庭内部也会综合考虑家庭的人口规模。因此，应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让生育更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人口问题的影响因素具有复合型和多样性，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需要大家用发散性思维去解决。

胡税根教授指出研究人口问题需要从自然的自然规律、自然的社会规律、社会的社会规律和社会的自然规律四个方面综合考虑，自然、历史、文化、社会、个人各方面因素都会影响人口的变化。周丽苹研究员提出中国劳动力并不过剩，因为人口质量红利还没有完全开发。周伟老师指出不能因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不能剥夺个体的权利，控制人口应以公平正义为前提而不能硬性规定，基于经济发展等各类因素的影响，人类可以通过内部自我调节来解决人口问题。储昭根博士担心，在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现状下完全放开人口政策，有可能导致农村人口快速增长，而使得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进而影响到社会安全以及政治安全。孙蕾娟科长认为研究中国人口要读懂中国国情，人多人少都不是好事，计划生育是一门科学，人口政策需要有前瞻性，并且要抓人口质量，即“数量要有计划，质量也要狠抓”。其他与会人员也踊跃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后，米教授和原教授分别回答了各位专家学者及学生的问题。余潇枫教授最后总结道：人口安全不是简单的人多人少问题，而是涉及到多个学科、涵盖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的大问题，我们国家在实现人口“多状态均衡”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