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直接关涉全球治理的走向，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定位则为非传统安全的全球维护提供了总方向。随着“世界地球日”活动的深入，人类已经从“部落人”“国家人”正在成长为关心整个世界环境的“地球人”。与此相应，我们需要共建、共享各种类型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我们还需要积极建构深化有中国特色的“非传统安全理论”。新时代，“安全感”的获得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非传统安全理论
文章来源：《非传统安全蓝皮书——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7-2018）》B.1
作者简介：余潇枫，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西部边疆中心非传统安全研究所名誉所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只有一个地球，共居“地球村”的我们在21世纪当下越来越多地反思自身的生存环境与共同命运，这是根植于人类本性的“星球意识”不断觉醒的体现。为了保护地球环境，人类把每年4月22日设定为“世界地球日”，表明人类已经从“部落人”“国家人”正在成长为关心整个世界环境的“地球人”。“世界地球日”强化了人类的星球意识，把地球视作为人类必须爱护的共同家园，并在同一个家园里共同思考人类的命运，共同开创人类的未来。2018年中国的世界地球日主题是：“珍惜自然资源 呵护美丽国土——讲好我们的地球故事”[1]。
尽管人们对地球的关心与爱护在不断增加，但因人类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挑战也在日趋严峻。2017年联合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严峻地告诉世界，全球依然面临多个领域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如水安全、空气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海洋安全等。[2]21世纪人类已经从以往的饥荒、瘟疫和战争的局部地区的议题中扩展开来，开始思考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保护人类和地球不被自己力量所害”的议题。[3]为此，重视和维护非传统安全，打造一个全新的“和美世界”成为了人们向往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星球意识”觉醒的关键性表达，是中国人“天下为公”式“类思维”的现代性转化，也是中国人对世界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创化。因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解读非传统安全的现状与趋势，分析非传统安全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非传统安全类型与“非传统安全共同体”
（一）多源/元性非传统安全与“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
与军事武力相关涉或者直接动用军事武力予以应对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被称之为“多源/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军事武力”是安全类型的重要“元”，与军事武力这一“元”无直接关涉的内源性非传统安全（食品安全等）、双源性非传统安全（水资源安全等）和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可被称之为“典型性”的非传统安全，而与军事武力这一“元”相关涉的非传统安全已经不是“纯粹的非传统安全”，故可被称之为“非典型性”非传统安全。因而，核安全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有“网军”介入的网络空间安全威胁、有海军介入的海盗威胁等均属于“非典型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目前，核安全威胁与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是多源/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中之重，打造“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对人类安全有着根本的意义。
1.“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
在多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诸多类型中，对人类未来具有整体性威胁与致命性危害的是核安全威胁，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努力打造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以确保核安全，是多源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重中之重。
核安全是一个复合性的安全领域，既与传统安全相关，又与非传统安全相联。涉及核武器研制的项目均属于传统安全领域，而与核能源开发、生物技术与医疗核照射利用等项目则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一定条件下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转化。人类受益于各种核能利用的同时，却越来越不安地被笼罩在核安全威胁的阴影之下。鉴于人类对核安全的关注，本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已经举行过四次核安全峰会，在第四次核安全峰会上中国提出了“努力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并强调要“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为核能安全造福人类提供强有力、可持续的制度保障。”[4]
核安全威胁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在传统安全领域，国家间的核武危险仍然存在，国际核扩散与核武器小型化的趋势明显。迄今全球九个国家拥有巨大量的核武器，除了朝鲜以外其他八国共有约14935枚核弹头，其中处于战备状态的有4150枚，在核武库里储存置放的有5275枚，准备纳入裁军议程的有5500枚。[5]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人类的核利用也充满危险，人类已有过24起核安全事故，如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达到5级，除了放射性气体溢出，其经济损失高达24亿美元；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的重大核事故达到7级，不仅造成56人直接死亡、4000多人因辐射患癌症，而且有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和扩散，其经济损失高达67亿美元；2011年日本福岛发生重大核事故也达到7级，不仅有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和扩散，直接死亡3人，而且事故的危害与影响仍在延续。[6]再从交织安全的角度看，“国际核恐怖主义”威胁令人类担忧，其不对称性、不确定性与不易控性使得各国难以防控。联合国签署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界定了核恐怖主义的若干类型，“类型一是利用放射材料或装置发动‘脏弹’袭击的犯罪行为；类型二是直接使用核装置或是破坏核设施造成放射材料外泄的犯罪行为；类型三是非法和故意索要核材料、装置或核设施的犯罪行为”。[7]至今，不排除还可能有第四种核恐怖主义类型，即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或网络攻击手段对核电站的操作控制系统进行干扰与破坏，从而造成程度不同的核安全事故。
“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有作为人类社会福祉“最大公约数”的核正义理论。在较狭义的形式正义角度看，核正义强调核利用活动的“合法性”即符合国际与国内法律、规则、章程和条约；在较广义的实质正义角度看，核正义强调核利用活动的“安全性”即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与发展。[8]核正义在过程维度上强调：主权国家遵循国际法规和程序在核利用方面的限制要求，享有平等的机会与权利，并在核利用上具有自我约束性；在结果的维度上强调：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无核化”、无核扩散发生、无核战争爆发，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无核恐怖袭击、无核安全事故伤害、无核辐射废弃物污染。打造“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可以有多个方案与多种可能性途径，然而中国的选择与示范为世界提供了极有意义的价值导引。
2.国际恐怖主义威胁
除了核安全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是另一“阴影”。反恐研究专家樊守政研究指出：2002~2017年全球恐怖威胁水平共经历了4个不同的发展阶段：2002~2006年全球恐怖威胁水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虽有起伏，但变化不大；2008~2010年全球恐怖威胁高发，相比2008年，2010年的恐怖威胁水平上升了15%；2011~2016年全球恐怖威胁再次出现高潮，2016年的恐怖威胁水平较2011年上升了38%，较2002年上升了51%，充分说明全球的恐怖威胁水平持续升高，安全状况逐步恶化。期间，经历了“伊斯兰国”组织鼎盛活跃期；2017年，全球恐怖威胁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伊斯兰国”组织在伊叙控制地带被驱散。“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被斩首之后，11月3日叙利亚政府军收复被“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最后一个城市代尔祖尔，标志着中东反恐战争出现根本性转折。樊守政进一步分析指出，从国家层面来看，2017年全球已有133个国家遭受恐怖灾害。有70多个国家的恐怖威胁呈恶化趋势，集中在中东北非、欧洲、非洲（萨赫勒沙漠以南）、亚太和俄罗斯欧亚，恶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分别是也门、比利时和利比亚；约40多个国家的安全局势呈好转趋势，主要集中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南美洲、北美洲和南亚地区；仅有30个国家没有受到恐怖威胁的影响。至今，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仍在不断凸显，人类不仅没有走出国际恐怖主义的阴影，而且甚至出现了十分严重的袭击维和基地与人员现象。
2018年世界已经出现了多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2月19日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对学校进行袭击，2名死亡；3月14日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附近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9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3月21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33人死亡，65人受伤；3月22日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汽车炸弹袭击，14人死亡，多人受伤； 3月份美国得克萨斯连发六起爆炸事件，导致2人死亡。特别是2017年12月8日，恐怖主义武装袭击针对的是联合国驻刚果（金）维和特派团的维和人员，并造成数十人伤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次袭击“构成了战争罪”[9]为此，“谁来保护国际和平的‘保护者’？”[10]成为新的安全议题。盛红生在本书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面临的安全威胁及其治理》一文中指出，为了实现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宗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亟待安全治理，中国在获得更多国际话语权、影响力和决策权的同时，也应积极参加国际社会对维和行动中的安全风险进行有效治理，从而使维和行动真正能够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实现“持续和平”。
3.非战争军事行动
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军事武装力量基于国家安全与发展需而要实施的战场外行动，如反恐维稳、国际维和、国际救援、抢险救灾、安保警戒、维护权益等。樊高月在本书的《中国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研究》一文中指出，我军从21世纪初开始建设非战争军事行动力量体系，先后组建了以抗洪抢险、地震灾害紧急救援、核生化应急救援、交通应急抢险、国际维和等5支专业部队为骨干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力量体系。但我国非军事行动的开展面临不少挑战，如涉及面广而行动受限，不确定性大而应急要求高，地方为主军队配合而沟通协调量大，力量构成多元而统一指挥难，领域多专业性强而超出军队传统作战技能等。杨震、郑海琦在本书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海军与航空母舰——以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为例》一文中指出，海军这个战略性、综合性和国际性的军种在海洋空间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海军的行动涵盖海上侦察、海上调查、海上维权、海上军事合作、海上反恐、反海盗、救援救灾、处置海上突发事件等非战争运用的主要领域，而作为远洋海军的核心舰种，航空母舰在海军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占有突出地位。
（二）外源性非传统安全与“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
源自于某一国家外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属于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如侵扰本国经济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本国生态的全球气候变暖危机、影响本国发展的世界能源危机、影响本国公共卫生状态的传染疫病危机等。至于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全球性还是区域性的，这得依据这些威胁的危害范围和程度而定，如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人口安全威胁、移民难民问题、外来有害生物等。目前“质量安全”在世界相互依存的经济发展中也不断呈现为“危机”而成为一种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人们开始认识到打造“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11]将是非传统安全国际合作的重要方面。
1.“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运输、通讯、旅游、贸易网络的世界化，各类产品、各种服务、各个工程项目也快速地从一个国家融入到其他国家，于是微观层面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环境质量、监管质量，宏观层面的经济质量、产业质量、教育质量、区域质量、发展质量等越来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把“质量战略”纳入到国家总体的发展战略中，人类已经切切实实地迎来了“全球质量新时代”。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知道“德国制造”源之于德国的“工匠精神”，“日本制造”源之于日本的“质量救国”，“美国制造”得益于美国把“美国标准”发展成为“世界标准”。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跨国性的质量安全事件与危机频频发生，不仅危害消费者，而且还侵害国家形象与国家安全。欧洲的“疯牛病”危机曾严重威胁欧洲食品安全，使欧洲人“谈牛变色”，甚至影响到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德国的大众汽车“尾气门”事件曾使“德国制造”蒙羞，也造成了德国与美国关系的紧张；韩国“三星电池门”事件曾对韩国数码产业打击重大，也给韩国国家形象抹了黑；日本神户制钢“造假门”事件曾使“日本制造”蒙上阴影，严重损害了日本国家形象。质量安全事件的频频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通过技术性贸易措施来扎紧国家质量安全的“技术篱笆”，这其中不仅有发达国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紧跟其后。中国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中“吃亏”不小，2016年我国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打击而造成的损失竟达5300多亿元，较2013年增加近30％。[12]目前在国际的经济交往中，“质量失衡”“质量赤字”“质量失信”等引起的“质量困境”已成为一种特殊的“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冲击国际市场，而且也影响国内自身的发展。中国制造业每年因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是个巨大的数，据估算直接损失达1700多亿元，间接损失超过1万亿元。[13]在全球流通过程中，各国国内的质量问题不断“外溢”为全球质量问题，逐渐成为全球非传统安全治理的新内容。2017年9月我国在中国质量大会上发布《上海质量宣言》，强调“当今世界的发展已经进入质量时代，质量越来越成为全球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
质量安全的重要性是它既关乎安全，又关乎发展；既普遍存在于国内领域影响着自身的国内安全，又普遍关联着国际社会，影响着全世界的共同安全。[14]因此，质量安全合作既是国际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一个国家连接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中国政府努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的援助，帮助他们建立不同类型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15]2017年中国国内251次缺陷汽车召回活动中，属于全球召回的占58%且逐年递增；[16]检验总局在连续三年的“清风行动”中，查获出假冒伪劣商品195万件，将15个国家纳入“出口商品海外打假维权网”，预计“到2020年海外打假维权网覆盖全世界30%国家”[17]。2018年1月1日起，中国实行全面禁止废弃塑胶、纸类、钒渣、纺织品等24类外来固体废物，立即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许多国家感到“失望”“失落”与“失败”，因为他们不得不调整其自身的环境政策。[18]“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将为解决国际性的质量安全问题与由此产生的“威胁”提供合作平台，这一平台将以合作共赢的原则超越以往安全共同体的“局部利益导向”而突出“人类命运导向”，除了国家行为体发挥主要作用外，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智库、学术团体等也将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
在未来，质量安全不仅关联着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与命运，质量安全也将成为国家、区域和世界之间联结的新形式。潘临灵在本书《中国质量安全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一文中强调，国际质量合作机制缺失引起国际质量安全困境，质量问题从一个社会问题上升成为一个安全问题，因而，能否承担大国职责，化解、减少、消除此类安全威胁，并利用“质量外交”作为巧实力与隐形武器，维护正当的国家利益，塑造正面的国际形象，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路径。
2.作为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移民难民问题
大规模移民难民对于输入国或目的国来说是一种由外而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陈积敏在本书的《当代国际移民的趋势、安全挑战及其应对》一文中指出，就国家安全而言，国际移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国土安全、公共安全与文化安全，不规则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则被广泛视为对国家主权与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如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会利用各国的移民体系漏洞发动恐怖袭击，非法移民与国际犯罪、边境控制等紧密相联（移民容易成为犯罪的客体即受侵害的对象｝，并且这一现象很容易引发民粹主义情绪，从而进一步恶化国际移民环境，除此还存在移民人权、社会融合、社会歧视、仇外心理等重要社会安全议题。陈积敏强调，要避免对国际移民的避免“脸谱化”“妖魔化”认识，构建科学的移民政策体系以实现有效国家治理，还要充分发挥国家治理、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补性，以形成一个协调联动的治理格局。
（三）双源性非传统安全与“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
与接壤国家相关涉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多被纳入双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如跨国有组织犯罪、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跨国水资源安全威胁、跨境民族的分裂主义威胁、跨境宗教的极端主义威胁、移民难民安全威胁等。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海外安全保护加强是中国应对双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中之重。
1.“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
海洋非传统安全的全球合作，需要中国与各国共同开创全新的“蓝色伙伴关系”，特别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强国建设的推进中，“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越来越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动意愿与价值追求。多年来，本《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十分重视对海洋非传统安全的专题研究，如周梦莹的《中韩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论析》一文，强调了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既有外源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海洋环境安全、海洋灾害应对等，又有双源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海洋渔业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还有多源性非传统安全，如军队参与的海难求助、反海盗、打击海上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魏志江等的《中日韩三国海域安全复合体与东海的“安全化”》一文，创造性地提出了“海上安全复合体理论”指导下的海域区域安全结构分析框架。杨震、张杰的《海上丝绸之路视阈下的海盗问题与海洋综合治理》一文，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其海权潜力的释放中，需要重视与沿岸国家携手进行海洋综合治理。杨震、杜雁芸的《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中美海洋事务合作》一文，强调了中国和谐海洋理念对中美海洋事务以及对新型大国关系产生的积极影响。今天，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重视非传统安全合作与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关系。可以说，“‘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最终目标”，而“这个共同体是‘五位一体’的即由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安全、海洋生态和海洋文化5个维度构成。”[19]再从这五个维度展开去，其实海洋问题涉及人类生存发展的方方面面。
海洋覆盖全球71%面积的是海洋，全球有30亿人“靠海吃海”以维持日常生计，人类产生的1/3左右的二氧化碳也是靠海洋吸收的；海洋对中国的重要性可以用这样的数据来表达：“我国远洋渔业作业海域已遍布40年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公海及南极海域，在海外建立了100多个代表处、合资企业和后勤补给地，前年远洋渔业产量达199万吨，是我国水产品总产量的30%。”[20]
然而，海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是多方面的，以海盗威胁为例，国际海事局发布《2017年全球海盗活动报告》称，去年海盗袭击创1995年来新低。全球共发生180起海盗袭击事件，有136艘船被海盗登船，其中22艘被攻击，16艘被枪击，仅有6艘被劫持；共有166名船员遭到绑架或沦为人质，其中3名被杀害，6名船员受伤。但是该报告称，几内亚湾仍然是危险区域，索马里海盗在2018年初的一个月内就劫持了三艘货船而威胁颇大。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亚洲的海盗活动不减反而大幅增加。2017年亚洲水域发生了101起海盗袭击和海上武装抢劫事件，相比2016年的85起增加了近19%，其中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菲律宾海域为海盗袭击增加的主要海域。[21]
多数海洋国家均十分重视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与全球海洋非传统安全维护。2017年底，联合国计划委员会开启《公海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预计在2020年底可完成该谈判的最终文本成果，如果它被通过就将大大促进全球占海洋面积2/3的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此相应，墨西哥建立了北美最大的海洋保护区，智利政府决定建立与其自身国土面积相仿的拉丁美洲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为了保护极地海域的资源环境，2017年底，美国、俄罗斯、加拿大、丹麦、挪威、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盟1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历时两年经过六轮磋商，就《防止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文本内容达成一致意见，规定北冰洋中部的海洋（面积达280万平方公里）将在未来16年内禁止商业捕捞活动。该协定体现了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共同治理北冰洋的携手合作精神，不仅是关于北冰洋公海捕捞活动首个国际管理协定，而且开启了开启北极地区治理的新模式。
“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打造需要从自身的海洋建设与海洋保护做起。中国确定深圳创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为此深圳提出了“生态、生活、生产”为内容的“三生”空间统筹海岸带或“三生”融合海岸带，展开来说要打造融“绿色生态海岸带”“多元共享海岸带”“创新经济海岸带”为一体的“世界级绿色·活力海岸带”。若要海洋绿色，须要入海无污染。深圳为了推进陆源入海污染物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和实现“智慧海洋”目标，着手“从不同维度实现对海洋水源、水文、气象、生态等多种海洋要素的立体、实时、原位的全覆盖监测。”[22]
“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打造还需要积极处理好周边国家间的海洋矛盾与冲突。魏志江、孙梓青在本书的《中韩海洋问题与海域“安全化”》一文中指出，中国的东海和黄海与韩国的海域相邻接，由于海洋相比于陆地更加具有同质性和均一性，安全问题在海洋上的扩散和传播更为便利，因此中韩两国实际上共享以中国东海岸到韩国西海岸为边界的“海域安全复合体”，中韩两国需要探索“去安全化”的途径，解构主体间的安全议题，将中韩海域问题恢复成为低政治化的公共议题，使中韩的“冲突之海”变为“和平之海”和“合作之海”，为东亚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积极的力量。
2.海外利益与海外安全保护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海外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于是与海外中国相关联的海外利益与海外安全保护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议题。2017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人数达到1.46亿人次，首站赴外国突破6000万人次，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3万家，在海外劳务人员约100万，留学生约137万。2017年，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会同各有关部门，妥善处置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73172起，共涉及中国公民114099人。[23] 2017年海外意外身亡的中国公民达695人，根据死亡人员的案件类型，除疾病外，旅游活动、交通安全、社会治安、工伤事故是造成中国公民海外人身意外的最主要的原因。其中各类旅游活动安全事故导致182名中国公民意外身亡，东南亚为主要是事发地区。海外交通事故造成165名中国公民身亡，事发地仍然集中在中国游客较多的东南亚国家。海外中国公民在社会治安案件中身亡数字达126人。我国劳务人员在海外因工伤身亡达102人，事发地集中在东南亚以及中资企业承建项目较多的中亚、西亚、北非等地。[24]在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推进的态势下，我国庞大的海外利益以及海外安全需求无法仅靠国家来满足，面对我国海外安全保护能力不足的现状，急需调适海外安全利益的维护机制。推进私营安保产业发展，促进我国海外安保多元化供给，或是有效的解决方案。
对中国人来说，“旅游安全”是海外安全保护的新内容。人类的迁徒与流动的加快是人类不断发展与不断进步的标志，全球化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人口的跨国流动与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新式国际交往。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跨国人口的流动逐年飙升，2017年中国出境旅游的人数达1.29亿人次；入境旅游人数为1.39亿人次，其中，外国人为2910万人次。[25]然而在恐怖主义频繁袭击的背景下，“旅游安全威胁”成为跨国人口流动特别是跨境旅游的一大安全问题，于是“旅游安全”被列入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2017年震惊世界的旅游安全事件不断增加，如2017年8月17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市中心知名的加泰罗尼亚广场附近，发生驾车撞人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1人死亡，130人受伤。旅游安全贯穿于吃、住、行、游览、购物、娱乐等旅游活动的全过程中，其中还涉及旅游者的精神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和旅游承载体的运营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目前，被列为世界最危险的九大城市是：洪都拉斯的圣佩德罗苏拉、墨西哥的华雷斯、索马里的摩加迪休、伊拉克的巴格达、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也门的萨那、肯尼亚的内罗毕、南非的开普敦、巴西的贝伦市，这些城市可以说是旅游者的“冒险地”，谋杀率均居世界高水平，圣佩德罗苏拉的谋杀率竟达到158.87%，华雷斯的谋杀率达147.77%。[26]
3.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双边治理
双源性非传统安全维护需要国家间的双边合作以及在双边合作基础上的多边共治。龚丽娜在本书的《东南亚非传统安全研究与治理》一文中指出，非传统安全不仅取决于国内治理也与其他国家的安全息息相关，各国无法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独善其身，东盟在非传统安全治理中既为多边合作提供平台也是区域治理的领导者，如东盟自20世纪90年代便建立一系列监控、报告和能力建设机制以针对跨境烟霾，2018年4月东盟在“坚韧与创新”的主题指导下，宣布建立智慧城市网络，首先在10个成员国的26个城市进行试点，尝试通过技术和数字化手段来解决城市发展的各类挑战。黄云静在本书的《21世纪中国与越南禁毒合作：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的跨国犯罪治理》一文，从中越禁毒合作的回顾与评述引发出了对跨国犯罪治理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思考，认为无论是预防跨国犯罪外溢还是打击跨国犯罪，都需要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
移民难民问题是典型的双源性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通过跨国治理进行解决。章雅荻在本书的《难民问题全球治理的中国模式》一文中指出，在大规模的难民潮面前，国际政府的缺失、集体行动的困境、难民政策的差异等一些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而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关系”“中庸”“和合”等思想精髓为指导，对传统国际难民治理的责任分担的前提、方式及结果进行重新解读，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探究国际难民问题治理的中国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戴永红在本书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与中印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一文中指出，在地区非传统安全治理中存在着“虚无主义陷阱”，如忽视具体落实的国家主导性，政策倡议与治理对象不匹配性，有限资源条件下的国家利益的自私性与排他性等，因而以新型大国关系为背景的新型安全治理模式建构十分迫切，如开辟“非传统”市场实现多行为体共治，发挥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作用以维护“场域安全”，将“定期交流机制”与“应急处理机制”的“定活两便”充分融入到行为体间的共治共管的过程等。
（四）内源性非传统安全与“社会平安建设共同体”
内源性非传统安全多与国内的社会安全、人的安全相关涉。目前涉及民生的“低政治”非传统安全问题大量凸显，加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不单一性”“不易控性”特征，使得管理部门在维护非传统安全中存有诸多不足：如安全理念单一、安全体制离散、安全应对低效、安全评估缺少、安全能力缺项、安全研究滞后等，因而体现社会安全共治的“社会平安建设共同体”打造是中国社会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护的重中之重。
中国和谐社会的打造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构建“社会平安建设共同体”。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了“平安浙江”的构想，习近平主持负责中央工作后，又进一步构想“平安中国”方略与落实“平安中国”建设的各项措施。从“治安”到“平安”在中国社会安全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平安”较之“治安”具有更广义的内涵，它涵盖了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各个安全领域，也直接与人民日常生活工作中的公共安全、生产安全、生活安全相关联。
今年是“枫桥经验”55周年。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广义视角，来重新思考枫桥经验，我们可以对枫桥经验的内涵作更为本质的理解。如果仅仅把枫桥经验局限在一般“治安”意义上的样板，那么我们最多只能是在社会维稳层面来拓展枫桥经验，而在与“风险”和“威胁”紧密关联的“紧急事件”“信访事件”“群体性事件”“危机性事件”频发的当下，我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管控”“管制”“管治”的刚性式表面维稳中，而不是在完善法律、改善体制、调整政策、改变决策、提升素质、促进发展的柔性式深度上下功夫。枫桥经验在经历55年的发展完善中具有的普适性意义，那就是：推行“以人为本、以安为上”价值准则，丰富社会公共产品与保障人的安全感，在维稳与维权相结合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平安与民生改善的最大实效与可能。如今，我们有必要运用“场域安全”思维对“枫桥经验”进行再思考，拓展“治安”上的综治为“平安”上的建设，提升“上访”中的应急为“法治”上的疏导，转变“维稳”上的投入为“维权”上的保障，让枫桥经验成为平安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旗帜，成为人的安全维护、人的权利维护、人的环境维护的综合样板。枫桥经验给我们的重大启示是：“安全感”是社会安全的基本心理支撑，也是需要政府为主导来供给民众的特殊的“社会公共产品”。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导致的“风险社会”中，最需要打造的就是民众的“安全感”。林爱珺等在本书的《司法舆情与社会安全》一文中指出，尊重法律、重塑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对社会安全至关重要，尤其是当前中国，要让公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获得安全感，就要化大力气修复和维护公众与司法之间的相互信任。
“社会平安建设共同体”打造要特别重视食品安全的维护。据国家食药总局统计，2017年我国食品总体平均抽检合格率为97.6%，比2016年和2015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另据有关机构调查，“截止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互联网第三方餐饮外卖市场用户规模已达2.75亿人；交易规模突破千亿元，达到1151.6亿元”。[27]近年来政府的努力有：食品安全法治建设得到加强，食品安全标准不断完善，农业生产环境进一步净化，种养环节源头治理受到重视，生产经营过程监管日益严格，食品安全风险得到严密防控，食品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进，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受到严厉打击，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得以建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被不断推动，各级食品安全责任制得以落实等。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的《2018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抽检将涵盖食品细类218个，食品品种137个，食品大类33个。2018年4月19-20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九届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0余位国际知名专家及百余名国内外知名食品企业代表参会，“食品安全的全球治理新模式”等议题成为大会聚焦点，并开启了“食品安全与健康”并行的新阶段。
“社会平安建设共同体”也要特别重视网络社会安全的维护。在数字中国与智慧城市建设中，网络社会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与受到重视。至2017年底我国网络社会规模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达55.8%，网民数量达到7.72亿。网络社会治理面临的紧迫事件有：信息泄露、网络诈骗、账号或密码被盗、病毒感染、网络谣言等。据2018年5月发布的中国首部《网络社会安全风险指数报告》称，网络社会安全风险在整体分布上，呈现从西部向东部不断趋高、东南沿海地区十分突出的现象，并且在省级行政区的排序中，甘肃、贵州、青海、上海、云南的风险较小，广东、辽宁、天津、内蒙古、福建风险较大；其中32个中心城市中，贵阳、西宁、兰州、石家庄、南宁风险较小，大连、呼和浩特、太原、广州风险较大。
二、非传统安全理论建构新进展
安全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稀缺资源，安全的维护与自觉也越来越成为当代人的时代意识。这两年来，学界在非传统安全研究与理论建构上有不少新的进展。
（一）“可持续安全论”
作为中国智慧，“可持续安全论”为国家发展走出“安全困境”提供了一个和合、包容的中国方案。刘江永认为，在当今世界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突出，新旧矛盾不断交替交织中，一个国家要凭一己之力去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或者试图通过投机的方式从别国的动荡中去收获稳定，都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则主张和平发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以和平态度增进互信。因此，中国一再强调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是中国智慧对国际安全领域的世界性贡献，也是推动世界安全治理的行动指南。[28]
在全球意义上，“可持续安全论”为建设一个共建共享的、普遍安全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涉及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两个大局，涉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两大领域。刘江永强调，如果在战略上缺乏全球眼光、长远眼光，或者在实践中缺乏指导性、全局性、包容性强的安全理念，必然会导致国际治理难题，如美欧多国发动局部战争导致的动荡、欧洲难民潮引发的矛盾、美国大选显示出的社会分化；传统安全与主权安全和政治安全紧密相关，是各国安全政策的重点，但“21世纪以来，防范非传统安全领域威胁的紧迫性明显增强，包括打击恐怖主义、保障经济金融安全、打击走私贩毒、反海盗以及防止大规模跨国传染病流行等，内容非常广泛。非传统安全因素有时又与传统安全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国际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尽管当前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这些安全问题导致许多国家的安全感下降、许多民众的不安全感上升，局部地区甚至长期陷入战乱和冲突。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无视这一令人担忧的局面，世界应向何处去成为各国人民共同思考的问题。”[29]“可持续安全”论，不仅与西方某些国家只主张实力至上的绝对安全、甚至把自身安全建立在牺牲别国安全的基础上的战略相区别，而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国际安全合作提供了科学理念与可行方案。
（二）“创造性介入论”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的三部曲已有英文版、俄文版、韩文版和阿拉伯文版。王逸舟认为培养和建立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型主权观极其必须，而“创造性介入”思想正是对新型主权观的一个“理论注脚”。
为何要强调“新型主权观”的培养与建立？王逸舟指出，主权范畴源起于近代西欧，以“自决”为核心的主权原则是国际社会与国际法的基石，“主权观念在传入中国后，反而更受重视、更深扎根，以至于从上到下人们普遍相信它的绝对性、完备性，任何对它的质疑及变通都不可接受”，然而，传统主权观较少考虑国际权利与国际义务的平衡，较少重视主权与人权的相互结合与彼此促进。原因之一是，中国国家利益正在向外大大地拓展，特别是中国正在诸如极地、外空、大洋洋底等“高边疆”的大量投入，使国家的核心利益、重大利益、次要利益、一般利益的顺序逐渐更换；原因之二是，主权与人权不是对立的、分割的，“外交事务上的自主性确定，与对内事务上的进步性，应当成正比关系。”
“创造性介入”思想对新型主权观的理论注脚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创造性介入”思想确认，全球化大势依然磅礴，世界政治不断进化，国际规范连通世界，各国交流、学习、合作的机会增加，“是主权国家提升自我的良机”；其次，“创造性介入”理论强调，“所谓‘创造性’，不只是外交家和政治人物的智慧或魄力发扬光大，更应有国民精神和社会气象的昂扬向上”，中国的进步世界瞩目，但总体上仍处于不高的层次，除处理国际争端的水平、公共产品供应能力、全球话语权、国际吸引力需要的提升外，国内的诸多问题如政治体制、公民权利、法制保障、社会参与、生态环境、国家风范、国民心态等，都“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第三，“创造性介入”理论以新主权观为参照，“提示了外交主导、经济开发援助跟进、军事力量和武力手段殿后的多管并用及顺序，强调了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强调了内政与外交的互动逻辑：“即国内进步是国际影响的基石，政治开明与人权保障是进步的核心；在整体主权的考量中，国际利益占有日益增大的比重，外部形象与经济收益同样重要”。[30]
预期不久王逸舟将出版新著《仁智大国：创造性介入概述》，该书“不仅对此前的三部曲做了整理提炼，而且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新观点与新思路—比如，第一，第三代政治领袖不仅面临全新机遇，也会遇到大的挑战与‘瓶颈’；没有必然成功的道理。第二，‘仁智’概念得到创造性转换与再阐述，重点强调‘智的外交与仁的社会不可脱节’”[31]。
（三）“道义现实主义论”
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概念替代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倾向，阎学通运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进行分析，认为特朗普“只想利用印度、日本跟中国的矛盾，向中国施压，以利于美国和中国做生意，并不想在战略上真的有所投入”。与此相应，“特朗普在东亚地区以经济利益为首要考虑，战略利益服务于经济利益，这就为我国拓展战略利益提供了机会”。[32]阎学通强调：我国外交采取不结盟政策，但不可否认的是结盟可以扩大国际对我国的支持，实现国际战略力量的均衡，“美国现在有50多个盟友，而我国只有巴基斯坦算一个。双方战略力量不均衡，美国才有信心使强力打压我国。倘若中美战略力量均衡，美国就不再有这种信心了，中美关系也会更加稳定。”[33]对今后中国如何向全球治理扩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阎学通教授的观点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机遇，是特朗普政府不愿承担国际领导责任及其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但“我国实力能支撑为东亚提供地区治理方案，但尚无力支撑全球治理的方案。国际格局两极化是个机遇，防止拓展速度过快是利用好这个机遇的先决条件”。[34]“随着中国在海外经济利益和百姓在海外财产利益的快速拓展，我国安全保护能力显得提速太慢，跟不上海外安全利益需求增加的速度。故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实力建设，特别是国防实力建设。保持实力增长和利益拓展速度相一致对于崛起成功很重要，拓展政治影响力也要与实力相一致。”[35]
“道义现实主义论”在学界有较多的反响，如《道义现实主义批判》等论文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分析。
（四）“关系-过程论”
秦亚青的“关系-过程论”开创了有着“形上”意义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颇具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代表性且在国外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
秦亚青认为，“行为体”首先是“关系中的行为体”（actors-in-relations），从关系理论的视角来剖析国际关系现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权力”与“治理”，能得出更科学的结论。[36]由此秦亚青分析了后冷战世界的秩序，认为其主要特征是：一超多强的霸权结构，相对开放的经济全球化，相互依存的全球合作态势，作为世界基本要素的多边主义，虽然“霸权可以帮助多边主义的形成，但多边主义的发展一定会形成霸权的掘墓人”[37]。秦亚青进一步指出世界的未来走向将会形成“新多边主义”或“新多边制度主义”，其主要特征是：体现国际民主化的“代表性”，尊重利益多样与文化多元的“包容性”，体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参与性”，跨国治理方式的“开放性”以及全球治理原则的“公正性”。[38]
秦亚青基于2018年出版的英文新著《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39]，对“关系-过程论”的新进展做了精要的概述：“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主张关系本体论，认为世界是由关系构成的，社会世界是由人的关系构成的，这就从根本上不同于以原子或个体为基本结构的实体本体论。据此，行为体只能是关系中的行为体，人的关系的流动形成了社会过程。关系理论以中庸辩证法为基本的认识论，彻底否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点。阴阳关系构成了所有关系的原型，因此被称为元关系。阴阳关系的自然形态是和谐，阴阳关系互动因之也就是一个互融、互补、互为生命的和谐化过程。关系理论的核心是关系逻辑。社会行为体的行动首先基于关系，个体利益虽然重要，但只能在关系中界定的。不首先界定关系，则无法界定行动的理性与否，理性在社会中首先表现为关系理性。根据关系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分析单位是关系，而不是个体。同时，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概念需要再概念化。权力不能仅仅被视为强制性要素，权力完全可以成为互相加强的因素；合作不仅仅是强权合作或是制度合作，而是关系合作；全球治理的对象也不再仅仅是个体国家，而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40]
（五）“新天下体系论”
赵汀阳在《“天下”的外运用与内运用》一文认为新天下体系需要满足地理学世界、心理学世界和政治学世界的“三者重叠”“三重天下之合体”或“三重世界的三位一体”，中国古代的周朝体系封贡体系是天下方法论的“外运用”，大一统中国形成的“旋涡模式”则是天下方法论的“内运用”，而“新天下体系对‘天下’方法论的运用可能会是顺序颠倒的运用，即在其外运用中采用旋涡模式去实现世界内部化，而在实现世界内部化之后就不再有漩涡中心。于是，新天下体系的内运用就只有维持世界系统化秩序的功能了，其中最可期望的成就将是消除零和博弈” [41]。赵汀阳还对“中式天下”与“美式天下”进行了讨论，批评了塞尔瓦托·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观，认为新天一体系只能以关系理性和共在理性为基础，美国体系的价值取向是单边主义和个体理性，因而“美国体系几乎不可能转化为一个天下体系”[42]。
郭盛民提出了“观念重构”对“秩序重构”先在性以及“全球化启蒙”的迫切性，认为“观念的重构可能比秩序的重构更为迫切，在所谓全球化时代，除了个人的、群体的反思和启蒙，也许更需要转向‘全球化的启蒙’。”[43]姚大力提出“新天下主义：拯救中国还是拯救世界？”的命题，认为这取决于“新天下主义”着眼于中国还是着眼于世界，前者强调中国成为世界秩序的引导者，后者强调帝国主义治下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必被超越。[44]但姚大力指出，当考察“世界主义”“世界共和论”和“文化多元主义”之间的张力并需要作出选择时，“新天下主义”似乎还需要超越其自身的“空泛”与“含糊”，甚至需要怀疑“这种拯救世界的志向是不是过分夸大了中国因素在其中的重要性？”[45]
与新天下主义讨论相应，中国学者还开展了世界主义的深入研究，如蔡拓的《世界主义的类型分析》、《世界主义的理路与复兴》、《世界主义的新视角：从个体主义走向全球主义》，刘彬的《世界主义对世界秩序的建构及其挑战》，王金良的《大同、国家与天下：梁启超的世界主义思想及其意义》等，阐述了“天下主义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类型”“世界主义谱系”“世界主义化”“人类整体主义”“世界的国家”等重要范畴与理论。
（六）“国际共生论”
“国际共生论”的提出在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响应，夏立平的《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文，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三种共生体系即国际体系、世界体系和全球体系，全球共生系统的初级状态是“相互联系”(interrelation)，中级状态是“相互共存”(mutual coexistence)，高级状态是“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全球体系的必要性，当然有“负面的相互依存”与“正面的相互依存”，正面的相互依存又可分为“对称性的”与“非对称性”的，关键是“人类社会必须树立共生责任观，通过合作来消除风险”。[46]
袁育胜的《共生型国际体系：理论与挑战》一文对“国际共生论”进行了新的拓展，他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是退回到混乱无序、自然丛林状态还是进入到共生有序、社会和平中，取决于“共生型国际体系”的新建构。事实上，冷战后国际关系向有序化的演变，人类交往特别是经济联系的相互依赖加强，多样文明与全球共生思潮的聚集，为共生型国际秩序的生成提供了可能。但袁育胜认为，未来世界秩序取决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原有大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间的互动，美国与中国“合争”（coopetition）状态中的竞争性因素加强使得共生型国际体系面临挑战，全球治理中的挫折也在扩展这一挑战；而对中国而言，“中国必须回答中国和世界互动互享的价值是什么，必须将中国的国内制度体系讲清楚”“这也将要求对中国的一些传统思维和既有原则做出革命性的改变。”[47]杨庆龙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共生论的视角》一文，认为中国与美国处在“共生性-非共生性”的双重缠绕之中，如中美在政治安全领域存在较多矛盾和冲突，仍处于非共生状态，但在全球治理、经济贸易等领域具有共生性，然而到目前为止双方尚未形成全球治理所需要的全面和足够紧密的共生关系。[48]
（七）“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
余潇枫通过“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的关联性阐述试图为安全研究重新设定本体论与方法论基础。余潇枫认为，源自于《周易》“保合太和”理念下的“和合主义”是实现“广义安全”理论基础与价值核心。人类作为具有“类群”规定性的类存在物，在共时态中是“共生”“共存”“共建”“共享”的，再从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国家联盟、超国家共同体且正走向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来看，人类在历时态中有“共同体演进”的特征，人类总体上在“战争－竞争－竞合－和合”的“安全抛物线”上往不断地往和合的方向发展。这表明对人类来说冲突只有相对的意义，冲突不是人类的总体本质，“类群-和合”才是人类的总体本质。[49]
余潇枫指出，联合国“人的安全”范畴的提出和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范畴的提出是安全从狭义走向广义的重要标志。“广义安全”是对安全在三个维度上进行扩展的结果：一是安全在指涉对象维度上的不断深化，使国家安全作为唯一的基本单元或唯一中心被超越；二是安全在领域设定维度上的不断拓展，使“低政治”的非传统安全领域进入了国家安全的议题之中；三是安全在价值整合维度上的不断融合，使得安全越来越成为安全理论研究的复合性议题。寻求“适然性安全境界”是建构“广义安全论”的目的所在，也是和合主义的价值依据所在。
当然，“广义安全论”并不排斥特定语境下的“狭义安全”。“广义安全论”的建构只是试图凸显了“和合主义”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和合主义”超越了传统安全的主体、议题、范围与路径，不仅把安全与发展关联起来了，还把“安全与正义”“安全与自由”“安全与解放”关联起来了。以“安全与发展”关系为例，安全与发展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但在广义论的视角下，安全才是发展的前提、目的与实质。再以“安全与正义”的关系为例，和合主义不是“和稀泥”，而是随时需要有强大正义的力量来面对不正义的邪恶，或者随时需要有维护正义的勇气来和解非正义的冲突。2018年余潇枫在《“质量安全”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50]、《中国未来安全的重要议题：质量安全》[51]和《核正义理论与“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52]三篇文章中进一步运用了和合主义理论与广义安全论视角，把“质量安全”与“核能安全”置于了“本体安全”的地位，以推进对非传统安全的深入研究。
三、非传统安全学术活动新推进
在非传统安全理论不断深化的同时，我国学界关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学术活动仍十分活跃。2017年初，首届“非传统安全研究前沿与趋势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召开，该会由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和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会议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对边疆研究、非传统安全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边疆学体系的建构作了初步的探索。
2017年11月25-26日第十五届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年会暨“世界秩序转型与区域治理”研讨会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举行，“非传统安全与区域治理”被设为四大分论坛主题之一，大会主旨演讲的题目有“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传统话语体系”“质量安全与新型国际关系建构”“世界秩序转型中的结构与观念”“东北亚区域安全治理”“浅谈‘一带一路’与周边经略”等。
2017年12月5-6日，主题为“深化法治交流合作，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暨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在论坛上，中国和东盟国家30余位发言人围绕“中国-东盟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法律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最高人民法院“一带一路”司法研究基地主任、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盛红生教授应邀与会，作了题为《“一带一路”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发言，强调为了保障安全和正常的经贸往来，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不可或缺，然而受各种因素影响，尤其是因各国国内法规定不同而产生冲突，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尚存在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亟待应对，而欧盟国家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不少成熟和有效的做法可资借鉴。
2017年12月29-30日 ，“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高峰论坛在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举行，论坛的五大主题是：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语言和语言规划、汉语（文化）传播与国家安全、语言安全与国家安全、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国别和历史研究、少数民族地区语言生活与国家安全。[53]
2018年4月以“构建国家安全传播话语体系”为主题的第二届国家安全话语传播高峰论坛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召开，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的施旭教授以“构建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为议题，从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视角揭示话语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了建立国家安全话语智库的构想。2018年5月第二届中国网络安全国际峰会在沪举行。 2018年6月13日还将召开第六届中国网络安全大会，2018年9月4日还将召开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
值得一提的是，安全研究的“大数据”化探索受到重视，由《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数据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国际安全态势感知指数》便是一例。2016年版的《国际安全感知指数》选择的指标有44个，对国家的安全态势有了较准确的衡量。为了解决不同国家对指标有不同的依赖度以及不同指标的影响度不同的问题，2017年版的《国际安全感知指数》引入了“安全敏感性”概念，以标示不同国家对同一指标不同重要性程度；同时通过对数据进行随机挖掘，以解决指标冗长问题；通过对安全态势感知的描述进行层次划分（如把安全划分为高度安全、相对安全、动荡、冲突和战争），使得安全指标更贴近现实。在此基础上，2017年版的《国际安全感知指数》列出世界最安全的前10名国家是：新西兰、新加坡、冰岛、文莱、芬兰、爱尔兰、马尔代夫、奥地利、丹麦和澳大利亚；最不安全的前10名国家是：巴基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利比亚、尼日利亚、索马里、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并对世界主要大国、地区（大洲）层次和区域层次上的安全感知与指标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其中，作为安全感知的重要“表象”——“恐慌情绪”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个人的恐慌情绪也会被无限放大，从而像传染病一样迅速在社会中传播。这种放大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恐慌情绪会从个体迅速扩散到人群当中，从而最终导致全社会的恐慌。……第二，恐慌情绪往往还具有‘外溢’效应，即可以从一个领域溢出到另一个领域。这些不同的领域相互关联，一个领域的变化往往会带动其他领域的变化。”[54]
结语
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下，近年来中国积极践行“新安全观”下的“新型安全”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欧洲议会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新安全观的特点是“以统筹兼顾的方法破解安全难题，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安全”，从而打破了“狭义的对抗思维”，超越了“强权政治心态”；非盟的学者认为“新安全观是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的一种经验模式”；英国的学者认为，基于合作共赢原则而非“零和博弈”思路的中国安全观，“为实现世界的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提供了中国智慧”；墨西哥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新安全观“是基于合作互利、避免使用武力的新型安全观，对解决当今热点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土耳其的学者认为，“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的当下，中国提出新安全观意义重大”。[55]
新时代，“安全感”的获得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同样，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因而要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来审视安全，倡导“安全文明”，特别“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56]在新时代，“非传统安全-安全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交织，构画出了人类发展与繁荣的必然走向。
参考文献：
[1]《历次世界地球日我国活动主题》，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forum/2017-04/20/c_129556855.htm。
[2] S G's Progress Report 2017,IAEG-SDGs,https://unstats.un.org/sdgs/files/report/2017/secretary-general-sdg-report-2017--ZN.pdf。
[3]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第17-18页。
[4]习近平：《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4月4日，第2版。
[5]这九个拥有核武器国家分别是：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以及朝鲜。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17: Armaments, Disarmament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12.
[6] Benjamin K. Sovacool, “A Critical Evolutionof Nuclear Power and Renewable Electricity in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40, No.3, 2010, pp.393-400.
[7]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Acts ofNuclear Terrorism”, Article 2, 2005, pp.3-4.
[8]余潇枫、陈佳：《核正义理论与“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第70-71页。
[9]《联合国秘书长谴责驻刚果（金）维和部队遭袭事件》， 新华网，2017年12月9日，http://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71209/31785895_1.html。
[10]盛红生：《谁来保护国际和平的“保护者”？——联合国维和行动安全困境亟待破解》，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12月12日 ，http://ex.cssn.cn/gj/gj_hqxx/201712/t20171212_3778234.shtml。
[11]余潇枫、渊临灵：《“质量安全”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国际观察》2018年第2期，第27-34页。
[12]赵宇飞等：《发展中国家竞扎国际贸易“技术篱笆”》，《经济参考报》2017年12月12日，第5版。
[13]《贾玉奎:质量有泪无泪？》，http://www.ce.cn/cysc/zljd/gd/201801/10/t20180110_27665393.shtml。
[14]卢厚林：《质量安全是新时期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http://zj.people.com.cn/n2/2016/0922/c228592-29044612.html。
[15]《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http://jiuban.moa.gov.cn/fwllm/jjps/201104/t20110422_1976092.htm。
[16]《2017年缺陷产品召回监管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http://www.aqsiq.gov.cn/zjxw/zjxw/xwfbt/201712/t20171229_510455.htm。
[17]《质检总局：2020年海外打假维权网覆盖全世界30%国家》,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7-05/23/c_1121019284.htm。
[18]政府文件的公开表述是：“2017年年底前，全面禁止进口环境危害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固体废物；2019年年底前，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物。”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7/content_5213738.htm。
[19]楼春豪：《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战略思考》，《中国海洋报》2018年2月14日，第2版。
[20]刘堃、陈明宝、方春洪：《我国海洋产业“走出去”的形成因素及建议》，《中国海洋报》2018年1月3日，第2版。
[21]《国家海事局发布<2017年全球海盗活动报告>》，中国海洋报网，2018年2月6日，http://www.oceanol.com/guoji/201802/06/c73945.html。
[22]《深圳全力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中国海洋报》2017年12月8日，第8版。
[23]领事保护中心：《2017年驻外使领馆处理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事件73172起》，https://mp.weixin.qq.com/s/tkF6kZ4kWPmWAVqCqT8pmA。
[24]《中国公民海外安全四大“杀手”》，中国领事服务网，http://cs.mfa.gov.cn/gyls/lsgz/fwxx/t1528374.shtml。
[25]《2017年中国人均出游达3.7次 出境游1.29亿人次》，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8-01-08/doc-ifyqiwuw8007164.shtml。
[26]《2017年最危险的9个城市,旅行的人注意》，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0095761d6dc67cb0721b428.html。
[27]《2018年第九届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4月在京启幕》，http://www.ifofs.org/dahuibaodao/2018-03-01/140.html。
[28]刘江永：《可持续安全观是照亮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人民网，2017年3月16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316/c40531-29148225.html。
[29]同上。
[30]王逸舟：《实现安全先要强身分体：主权范畴再思考》，《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6-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3-5页。
[31]此段引用乃是王逸舟教授专为蓝皮书总报告所撰写。
[32]郑嘉璐：《中国周边外交正面临重大战略机遇 ——专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南风窗网，2017年12月14日，http://www.nfcmag.com/article/7694.html。
[33]郑嘉璐：《中国周边外交正面临重大战略机遇 ——专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南风窗网，2017年12月14日，http://www.nfcmag.com/article/7694.html。
[34]《阎学通：2018年，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会有哪些新变化？》, 环球网，2017年12月26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12/11475072_2.html。
[35]《阎学通：只有中国成唯一超级大国，“中国威胁论”才会消失！》，环球网，2018年2月26日，http://news.ifeng.com/a/20180228/56347200_0.shtml。
[36] Yaqing Qi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2016)0,1-15.
[37]秦亚青：《世界秩序刍议》，《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4-13页。
[38]同上。
[39] Yaqing Qin，A Relational Theory of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40]此段引用乃是秦亚青教授专为蓝皮书总报告所撰写。
[41]赵汀阳：《“天下”的外运用与内运用》，《文史哲》2018年第1期，第9页。
[42]赵汀阳：《天下究竟是什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7页。
[43]郭盛民：《“新天下主义”：观念与秩序的重构》，《读书》2016年第6期。
[44]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三联书店，2018。
[45]姚大力：《新天下主义可以拯救世界吗？》，《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5期。
[46]夏立平：《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研究》2017年第1期，第21-45页。
[47]袁胜育：《共生型国际体系:理论与挑战》，《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3-18页。
[48]杨庆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共生论的视角》，《国际展望》2017年第1期，第109-125页。
[49]余潇枫：《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的建构与可能》，《南国学术》2018年第1期，第7-8页。
[50]余潇枫、渊临灵：《“质量安全”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国际观察》2018年第2期，第16-34页。
[51]余潇枫：《中国未来安全的重要议题：质量安全》，《学术前沿》，2018年第4期（下），第52-60页。
[52]余潇枫、陈佳：《核正义理论与“人类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期，第69-89页。
[53]《“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高峰论坛在沪举行》，教育部政府门户网，2018年1月4日，http://www.moe.edu.cn/s78/A19/moe_814/201801/t20180104_323724.html。
[54]《国际安全态势感知指数》IISSA2017,《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数据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于2017年6月15日联合发布。
[55]《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09/c_1122514864.htm/。
[56]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