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全球安全冲突的四种模式
回顾过去10年里，全球范围国际合作与安全状态总体趋于下降，反之地区间战争和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大国民族主义、跨国恐怖注意活动和有组织犯罪抬头，基于先进技术有策划的网络攻击持续增加，民间暴力事件数量急剧上升。根据ACLED数据库的信息数据及进一步对100多个国家近100万起政治暴力和抗议事件的数据分析，2020年起的未来时间安全冲突的发展基本呈现四种模式：
一是总体上政治暴力事件与安全冲突将进一步上升，并以多种混乱形式出现。冲突成为常态化发展，并不断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而这一政治暴力并不应理解为国家的失败，而应理解为政治制度所固有的动态化不稳定特点。
二是区域上政治暴力事件与安全冲突在较发达国家增速加快，而非贫穷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虽然冲突在贫穷国家最为持久，但即使这些国家中依然是强者利用冲突而获益，贫穷人口并不直接介入和收益。
三是形式上政治暴力事件与安全冲突主要以民兵、帮派暴力活动体现。尤其在西方和国际联盟外部强加的脆弱地区的建设和平和稳定努力、强迫选举进一步推升地方武装、民兵和帮派暴力。这种趋势与各国国内政治和冲突的经济利益直接相关，以适应国家和当地内部的政治竞争。
四是示威活动急剧增加，但大多数和平抗议活动对政治结构和精英政治没有影响。国家安全部队继续对抗议活动进行暴力干预，而暴民（通常是政客雇佣的）对诸如南亚及其他地区暴乱的显著和致命增长负有责任。
图1 2018-2020年全球武装冲突与有组织暴力事件分布情况
趋势一 总体上政治暴力事件与安全冲突将进一步上升
纵观过去十年的数据，暴力事件推动政治不稳定和混乱是普遍的、多层面的和适应性的。混乱出现多种形式：印度的选举暴力；在中美洲以高价提供安全和服务的帮派；与菲律宾安全部队有联系的敢死队；在萨赫勒地区经营基于身份的安全服务的社区治安员；美国和欧洲各地网络鼓励的独狼攻击；以及针对南美洲政党支持者和记者的政治暗杀和暴力。它可能导致非洲大湖区、也门和索马里分裂国家、中美洲有组织犯罪暴力和印度政治化暴民暴力等冲突。
从这些例子中得到的教训是，政治暴力和混乱不是由政治控制的崩溃引起的，而是表现为常态的、持续的、广泛的冲突形式。它们是由当地的政治和经济竞争产生和形成的。反过来，了解不断变化的权力维度和精英网络可以清楚地洞察各种政治制度如何激励不同形式和强度的暴力和冲突。
图2 2013-2020年非洲地区武装冲突与有组织暴力事件行为体参与情况
趋势二 区域上政治暴力事件与安全冲突在较发达国家增速加快
在过去10年中，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直接接触或接近重大的政治暴力。因此，冲突的爆发具有普遍性。政治暴力事件的“重心”也不限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虽然那里的冲突水平一直相对较高。相反，近年来最大的政治暴力事件发生在相对发达国家，包括叙利亚、巴西、墨西哥、菲律宾、乌克兰、利比亚和埃及。
现代政治暴力不再是低收入国家的特产。也不仅仅是“国家软弱”或“脆弱”的结果：它可能发生在拥有强大治理机构和经济增长的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冲突与低收入国家的冲突有着相似的目的：确保对国家、领土和租金的控制权掌握在选定的政治利益手中。政治暴力是最有权势的人使用的一种控制工具，在20年的权力下放和自由化努力之后，国家建设项目试图“重新集中”权力，这一趋势更加恶化。与其努力解决冲突，往往是有权势的精英鼓励转变和增加暴力，以巩固自己的立场或利用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而获利。甚至可以说暴力是高效的政治武器，简而言之，政治导致政治暴力。
图3 2019-2020年拉美地区武装冲突与有组织暴力事件数据情况
趋势三 形式上政治暴力事件与安全冲突主要表现为民地武及帮派暴力活动
政治暴力和安全冲突越来越具有交易性，而不是出于群体不满，它成为利益实现的手段。劳动力市场和暴力市场在经济上有很强的相似性，同样重要的是关注暴力的买主和暴力的供给者。提供武力的主要是民兵和帮派，最近暴力活动的兴起和传播大多是由这些团体推动的。由于帮派与政客之间的交换条件廉价、交易性强且肤浅，对低层次、间歇性冲突的需求有所上升。武装团体的等级制度，反映在价格、行动和动机上。市场视角将政治暴力从其不满的“动机”中剥离出来，转而专注于交换条件，以及暴力行为的提供者在拥挤的竞争对手领域中能够区别自己的方式。暴力成为一种“品牌”，是一个群体能够通过标榜地域、身份、宗教、年龄、党派、成本和暴力形式以争夺赞助的方式。更进一步分析，买方决定原因；卖方提供冲突。因此，非洲区域民兵、帮派甚至国家武装力量参与暴力增加最多，其背后是各有各的买主和交易。
图4 2018-2020年全球各地抗议事件分布
趋势四 多数和平抗议活动对政治结构和精英政治没有影响
政客们雇佣帮派在选举期间进行暴力活动，杀害和威胁竞争对手及其支持者，夺取领土，保护非法贸易路线，并通过武力增加其政治影响力。例如，菲律宾的政府反对者被私刑杀害，布隆迪2015年的选举暴力事件，都是由该政权的全国保卫民主联盟（CNDD）从“失业青年”中招募的非法民兵所为。社区往往被迫采取保护措施，以“安全”为名而被“征税”或保护费（如巴西）。暴力团体的动机可能是明确的经济利益，如确保对非法贸易、资源和移民路线的控制。
虽然国际社会进行了广泛的和平建设和稳定努力，但国家安全并没有导致人民的安全。在越来越多的精英圈子中重新集中权力的企图增加了暴力的风险，给公民带来了新的挑战。国家和精英网络不是中立的政党：强大的国家在战略上使用暴力进一步巩固权力；在较弱的国家，暴力是由许多同样强大的代理人实施的，即使可以在短期内降低冲突水平，但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增加暴力竞争的动机。
国家和公民在安全冲突中其脆弱性有很大差异：在墨西哥和布隆迪等地，活跃和潜在的团体主导着安全环境。在伊朗、土耳其和乌克兰，平民的人均被杀戮水平很低，但都是由同一小部分国家和与国家有关的团体实施的。在埃塞俄比亚和巴基斯坦等国，如果政治环境突然发生变化，大量“重新活跃”团体的可能性意味着平民面临更大的大规模暴力风险。
2019年各地区的和平抗议和骚乱明显增加。非洲的和平抗议和暴乱率几乎翻了一番，而南亚又比上一年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抗议活动。近年来，对公民参与、公民社会和“民众起义”的关注表明，这种政治参与方式可以扭转日益专制的政治局面。在全球超过12%的抗议活动中，示威者遭到警察袭击；近7%的人受到国家安全部队的过度暴力。此外，大多数抗议运动都发生在独裁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权内部政治分歧严重，精英们准备利用这些运动作为推翻领导人的筹码。这类政府的领导层更迭往往在没有重大抗议运动的情况下发生（比如在津巴布韦、苏丹）而当他们同时发生时，精英们可以“接受”公共授权，推动个人利益的更迭。政客们通过雇佣暴民来压制或分解其他声音。政府也通过使用技术追踪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驱散运动、在暴力镇压期间封锁互联网等来作出回应。尽管技术进步和全球善意，现代抗议运动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2020年及未来预测
基于数据的分析及对当前国际形势变化的诊断和研判，全球政治暴力事件与安全冲突将进一步上升，但需要警醒的是：无视冲突的新现实，或依赖以往的政策处方，将无法遏制和消除这种混乱。看短期冲突情景，成功的政治解决可能会减少暴力，但可能导致暴力循环链条的拉长和有限的政治发展。在长期的竞争中，如果当权者不把家庭稳定或平民安全放在首位，就有可能长期默认和利用暴力。如果没有旨在改变暴力的权力计算的国际支持与合作，在这些环境中就没有什么促进安全的动力。
更活跃的群体使暴力率和地理位置变得不可预测，部分原因是大多数活跃的群体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和行为，组织潜力、财务激励和前景。然而，暴力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工具的好处显然在混乱中得到了证明。有两样事情是比较明确的：一是经济利益包括对资金需求和金融机会加剧了各种暴力和冲突发展，评估安全环境如何演变需要考量冲突背后的经济动力；二是过去十年西方主导的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干预、自由化改造推动了暴力形式的扩散。而长远看，暴力骚乱的短期利益并不能有效改善政治环境，必须通过可靠的就业和竞争替代办法来激励较低的暴力。
（本文基于ACLED数据库数据和图表信息，并参考相关文章编译基础上撰稿）
参考资料：
[1]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brazils-violence-map-shows-alarming-trends
[2]https://www.acleddata.com/2019/03/28/press-release-political-violence-skyrockets-in-the-sahel-according-to-latest-acled-data/
[3]https://www.acleddata.com/2019/08/07/mid-year-update-ten-conflicts-to-worry-about-in-2019/
[4]https://acleddata.com/2020/02/14/global-conflict-and-disorder-patterns-2020/
撰稿：
周章贵博士，国际安保行为守则协会（ICoCA）观察员，OSS国际协作中心秘书长，CGE高级研究员，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海外安全与安保研究团队负责人，持联合国安全与安保部（UNDSS）外勤安全高级证书，塔里木大学非传统安全与民族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非传统安全研修中心主任，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顾问。zhouzhanggui@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