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再次给疯狂破坏地球生存环境的人类敲响 了“警钟”。面对不期而至的特大疫情危机，有人用“战争”或“新世界大战”相比喻，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对其做出比喻，只要使用“战争”一词就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战争话语”凸显的只能是传统安全的思维与语境，与微生物世界自然进化不甚相干；其次，“战争话语”无法准确揭示疫情危机的“非传统安全”本质。“微生物政治学”（Microbialpolitik）在研究“传染性疾病与国际关系”时早已阐明，存在于地球达数亿年的微生物对人类造成的巨大挑战与威胁是“非武”（非军事武力）的，微生物呈现的只是自然演化规律与经过无数次迭代、优化后的“安全算法”（Security Algorithm）。如果不用“战争”一词，那么，用什么词来表达这次让人类恐慌的疫情危机更为确切？我认为用去掉“戈”的含“非武”之意的“占争”（occupation but no war）一词更为合理，展开来说，“占争”是通过“占”有生存资源以“争”得其生长繁衍的最大可能来指称人类与微生物世界，以及其他非人类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说微生物挑战人类的非传统安全本质是“占争”而非“战争”，那么，人类就需要有与之应对的升级版理念，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人类世”（Anthropocene）一词来自 “anthropo”（希腊语意为 “人类”）和 “cene”（来自希腊语“Kainos”，意为“新的”或“最近的”），该概念的提出源自“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地质史观。当人类的工业化进入高速发展之时，为充分肯定工业化带来的巨变及对地球特征和环境带来的深刻影响，少数著名科学家开始用“人类世”来表示地球进入一个新的地质世，进而凸显人类的中心地位与主体性作用。随着这个概念被不断接受，“‘人类世’已不仅只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紧急性意味的基准性概念”“人类与自然之间‘现代’分离的真实性正在被打破，从而显现出一张彼此激烈的关系网”。有学者专门著书阐述“人类世”，强调人类是地球演化的主要驱动力，强调“人类世”促成了人类与自然耦合的“治理复合系统”的形成。
其实，“人类中心论”的观念由来已久且最早起源于宗教。在古希伯来上帝造人的神话中，人类按上帝意愿统治世上万物，是上帝“授权”的自然界主人。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形成了“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宇宙的目的，人是宇宙的解释者”的自我存在意义的独断式诠释。由于人类早期科学知识的缺乏，地球曾一直被视为宇宙“中心”，人不仅成了地球的“主人”，甚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近代启蒙运动之后，人类在摆脱宗教束缚而转向人自身解放的同时，形成了人作为施动者与自然作为受动者的“主（体）—客（体）”二分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从笛卡尔提出人要“借助实践使自己成为自然的统 治者”到康德主张“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到洛克主张“对自然界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使得作为一种“人代为神管地球”的朴素观念，演变为“人能主宰一切”的“人类中心主义”。
即使到了现代，虽然生态平衡与生态保护已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意识，但人作为自然“主人”，自然作为人的“工具”，人仍然是自然的主导者、地球生物圈的管理者立场并未改变，保护自然环境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这种以“生态保护论”为核心思想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虽扬弃了传统的“人类征服自然”“人定胜天”局限，在协调、平衡地球生态系统中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其自视为生态系统代言人的困境仍然存在：一是无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二是混淆“道德代理人”（Moral Agent）与“道德顾客”（Moral Patient）关系，三是拘泥于利己主义阈限，四是没能摆脱现代主义的本质主义、还原论和绝对理性主义的泥潭。
在人类漫长的演进过程中，“人类世”的提出有着其积极意义，至少体现了 “人与地球不相分离”“地球深深地烙下了人类烙印”的状态，而且为了生存环境进一步强调“关爱地球原则”。但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解读人类自己的 “贡献”进而对“人类世”做出诠释，表达出的往往是人类的“自我中心”与“自我膨胀”，最终误导的恰恰是人类自己。“人类世”是人类中心意识的最高表达，既然“人类世”是最集中代表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那么要超越它，我们必须用 “生态世”（Ecocene）范畴来取代。“生态世”中“Eco”的 希腊语是“oikos”，意为 “栖息地”或“房屋、住所”，英语 意为“生态”；“cene”在英语中意为地质记元的 “世”。因而“生态世”一词，正好 与“人类世”相对应并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 原有立场。只有从“生态世”，亦即包括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广义生态主义（Pan-Ecologism）的角度解读人类的生存定位，才能走出“人定胜天” 的误区。
与“生态世”相应的广义生态主义概念或理论早已存在，如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去日远的“动物中心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这些理论关注的生态内在价值各不相同，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即其生态伦理观都从“人类中心论”转向了“非人类中心论”。随着深空探测的增加，人类的“星球意识”不断觉醒，开始越来越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广义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尽管过往人类的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质形态，形成了有了人类以后才有的矿物质、地质层，有了与微生 物抗争的成就如消灭天花等，但这一切并不能推导出人类就是地球主人的结论。
人类如何超越自身而重新认识人类只是生物圈中的一员？英国开放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在其《绿色政治思想》中强调，人类活动必须限制在何种范围内才不至于干扰非人类世界，而不是只关心人类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会威胁到人类自己的利益，并以此立场差异划分为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以区别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按照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哲学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提出的以自然内在价值作为核心的自然价值观，如果说狭义的旧伦理学仅强调一个物种的福利，那么，广义的新伦理学必须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生命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
“生态世”的提出首先意味着人类看待地球视角的再次转换，其次是人类和合共生的对象从人类扩展至非人类，再次是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研究被纳入“后人类”（Post human）或“后人类主义”（Post humanism）范畴。新近出现的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又译为新唯物主义）为“生态世”的诠释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以往的唯物主义以有生命的意识与无生命的物质作为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展开其理论的阐述，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自然的再认识，出现了超越旧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新景象：大量有生命的物质、无生命的智能体、基于基因技术 的新生命体、基于量子物理层面的超意识现象，以及能和人类的意识、感性、知识等特征相互联结的、具有超级智慧大脑的“强人工智能”体（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等都参与了地球的演化与人类的发展，如何认识这些既非物质又非意识的“基于生命的新物质体”“基于物质的新生命体”“基于智能的非生命体”或“强人工智能行为体”等成为新物质主义的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人类再次反思自身存在定位的新起点。因此，一种全新的“新物质主义”视角的“生态 世”理念——人类与非人类共生共享——应运而生。
“生态世”强调的是人类与自然包括微生物世界和合共生的广义生态观， 凸显的是人类与非人类“优态共存”（superior co-existance）为核心价值的“和合主义”范式，甚至为了合理处理人与生态关系，人类在地球上的身份要从 “世界公民”转 向“生物公民”（Biological Citizen）及“生物公民权”（Biological Citizenship）要优先于“社会公民权”。可以说，用“生态世”替代“人类世”，给人类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特别是为重新设计应对微生物世界的非传统安全“占争”的安全算法提供了新理念支撑。(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