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数据网”与“广义生态网”相交织的“网”球化才是人类应对非传统“占争”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也是体现“后人类主义”视角的重要维度。不仅 “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战争的形式和原则,并对现行的国际法律和伦理道德造成冲击”,以及“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有望帮助重塑全球秩序”,而且“生态世”中“网”球化是要实现人类与非人类和合共生与和谐共享。
人类与非人类和合共生不仅是人类与微生物世界的“和谐”设计,而且也是人类超越主权体系的理想设定。“P托邦”(P-topia, People-topia的缩写)是超越主权体系重要构想。罗尔斯认为,全球正义须建立在没有主权国家的前提下,他把没有国家、只有人民的“P托邦”视作人类的最高理想。罗尔斯在其《万民法》中以超越一切民族与国家的“人民”为其承载正义的世界性实体,开卷便以“人民社会”来称谓其代表普遍正义与终极理想的社会形态,展示出一幅人类正义未来的美好图景。
然而,要实现人类与非人类的和谐,没有主权只有人民还不够,还需要根据“生态世”与“网”球化理念建构起三个E合一的“伊托邦”(E-topia)或称 “3E-托邦”。它有三重含义:一是生态网络(Ecology Networks)化生存;二是电子网络(Electronic Networks)化生存;三是美学网络(Esthetics Networks)化生存。“3E-托邦”理想是与“生态世”与“网”球化理念相应的新型社会 “构型”。以作为支撑“3E-托邦”的人工智能来说,中国提出了相应的六大原则:福祉原则、安全原则、共享原则、和平原则、法治原则、合作原则,揭示出实现未来超越人类一切冲突之美好图景的价值前提。 因而“3E托邦”比较好地表达了 “网”球化给人类带来的新图景,并且与“生态世”的相呼应,即是人类在“生态世”中基于“广义生态网”与“广义数据网”新生存方式,实现纯然“美学”化的生存境界。
面对非传统“占争”,其实,以人类命运为最高目标的安全算法需要被迭代。人类与非人类的异质性冲突,必须要有新的算法来应对,人类的最佳选择是与非人类的和合共生。对微生物世界来说,人类要努力让微生物成为不可或缺的“朋友”,如在工业上根据微生物特性可用于发酵、单细胞蛋白获取,在农业上不断发展出的生物农药与生物肥料,在维持生态平衡中微生物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保护环境中用于废污水处理的生物学方法不但经济而且有效等。对于非生命的智能体世界来说,人类可以运用“阿西莫夫三定律”或者 “人类兼容三原则”来实现人类与它们和合相处。可见,以“后人类主义”视角把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生态圈视为一个大型网络或多重关系聚合体,特别当安全治理面临各类“异质性的冲突”时,人类的最佳选择是与“非生命智能体”“有生命物质体”“与意识和情感关联的非人类行为体”的共生共享。
“非传统占争”“生态世”“网球化”“3E-托邦”等正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3.0版。按照这些理念重新理解安全时空,安全图景将变得宏大而清晰:安全是“历史、现实、未来”时空叠加而形成的关系结构与宏观趋势,是“场景—情景—前景”价值交错而构成的关系聚合与人文选择,也就是说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不是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局部的、纯技术的安全,而是复合的、非线性的、整体的、技术与价值聚合的安全。因而,当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基于生命的新物质体”“基于物质的新生命体”“基于智能的非生命体”以及“基于与意识和感情关联的非人类行为体”均介入安全治理中时,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更多地是通过“聚合”(Assemblages)来实现和合共生的。“聚合”与“集合”有着本质区别,“集合”是指沿着“结域”(Territoriality,或译领域性)和“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或译去领域化)轴线划分的各种实践和社会实体的偶然无序性或临时性“汇合”,聚合则是超越这类界限的价值关联与共创。“广义生态网”和“广义数据网”在本质上即是一个具有拓扑性质的、呈现多重关系的庞大聚合体。
总之,微生物对人类持续存在着的种种非传统“占争”,使我们看超越人类传统理念的新安全场域,这不仅需要我们对孙子“止戈为武”的理念作另一种理解:“止戈”并非只是不动武或用武的实力威慑与遏制武力,而且需要开创未来人类面对非传统“占争”安全场域的升级版理念与安全算法。自然与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源,自然的合理性永远不会因为人类的“立法”而改变,人类只有通过提升理念以改变自己,才能实现向看似无形的原初存在的自然合理性回归, 这也是“后人类”国际关系所正在努力求得的新目 标。当然,对非传统安全理念3.0版进行畅想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我们身处的是一个“通过改变理念而改变现实”(Changing Reality by Changing Ideals)的“反身性”时代,正如人们追求“永久和平”一样,这种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畅想正是导引人们努力奋斗的“方向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