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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重构
文献来源:《国际论坛》200601 更新时间:2007-08-19 点击率:

 

【内容提要】基于全球化背景,国际关系学界对“安全”概念进行了重新建构。其核心就是“延伸”和“拓宽”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延伸安全”就是从垂直纬度上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拓宽安全”就是从水平层次上将安全议题从军事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这导致一种对“安全”概念的综合化和多学科的定义。

【关键词】安全概念  延伸安全  拓宽安全  重新定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安全的定义一直很不成熟。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很早就指出,“安全是一种价值观”,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落点。但他认为,如果没有具体化的使用,安全的概念较为模糊,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1]著名的安全研究专家巴瑞·布赞也认为,“安全是一个发展得很不全面的概念,也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概念[2]这正如赫尔格·哈夫藤多尔(Helga-Haftendorn)所言:“对安全是什么、如何被定义和什么是其最相关的研究问题,没有共同的理解。”[3]而且,即使这种不成熟的安全概念也长期被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话语所主导。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冷战的缓和乃至最后结束,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这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界对安全概念的重构进程,其结果是对安全概念理解开始超越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而出现包括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后实证主义安全观的转向。[4]本文通过对这一重构进程的具体阐述,揭示全球化背景下安全概念的实质性内涵,并以此为基础尝试给予安全概念一种全新而严格的定义,以期为当前安全研究和政策分析提供一种严谨的概念化的框架。

一、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话语

安全一词最初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时采用的是国家安全话语,即安全威胁的对象和安全的行为体都是国家。这样,安全研究实质上成了国家安全研究战略研究。这就是所谓冷战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国家安全概念。

这一概念主要由四部分构成:

一是就不安全(威胁) 的来源而言,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其边界外部其他国家,尤其是不满于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这种威胁不但大部分来自近邻,而且主要归因于冲突的物质资源,如领土、边界、种族和民族主义;或者是具有推行全球性权力能力和世界范围利益的大国。[5]这样,“安全被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以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6]“国家安全就被定义为:“一国保护自身价值观免于外部威胁的能力。”[7]

二是就不安全的本质而言,它涉及的大部分是由对手所拥有或承认的进攻性军事能力,但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对进攻和防御能力几乎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区分,对手的军事强化被认为是潜在的威胁。这样,国家的军事安全就成了最核心的关注,而债务的负担、环境恶化甚至饥馑都没有成为安全事务的一部分,除非它们对国家边界、国家制度和统治精英产生威胁性的政治影响,或者削弱国家和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的有效行动的能力。[8]

三是就维持安全的手段而言,按照传统的安全方法,对这种军事威胁惟一相关和合适的反应也被认为是军事的,即通过武器、武力动员和警告以及外交、军事方法,即建立联盟等保持一种威胁的态度;权力平衡也成为稳定的重要条件。这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只要国家认同游戏规则并为相同的有限风险而参与游戏之中,均势就能发挥维持国际稳定和国家独立功能。”[9]又如肯尼思·沃尔兹所言:国家寻求安全也许必须建立联盟,而联盟一旦形成就必须加以管理。”[10]用安·提克奈尔(J.Ann-Tickner)的话说:“在这里,安全的含义纳入权力的成规之内,它在概念上等同于反对外部威胁的国家安全,而它是通过增加军事能力来实现的。”在冷战时期,“安全成为核威慑和核均势的代名词[11]斯蒂芬·沃尔特关于安全研究的定义,反映了这种根植于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观。他说:“军事力量是该领域的核心关注;安全研究可以被定义为研究军事力量威胁、使用和控制。他强调,对军事纬度的关注将安全研究定位于熟悉的现实主义范式[12]沃尔特的安全研究定义“实际上是立足于战略研究的理解,捍卫战略研究传统的行动[13]

四是就安全的行为主体而言,因为没有可靠的超国家对各国提供安全,国家本身就成为保护自身安全惟一可靠的团体。按照传统的安全概念,国家要保护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保持其主权、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边界的不可侵犯、不容忍对国内事务的强制性干预,都与民族国家相关,所以,只有国家才能成为这些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保护者。[14]

简而言之,这种现实主义的安全概念可以被描述为两个方面:作为单一纬度,它关注惟一类型的行为主体——国家和惟一形式的权力——均势。[15]

二、对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的批判

全球化背景下安全概念的重构正是从对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的批判开始的。这种批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理性主义主流安全研究内部;二是后实证主义安全研究。[16]

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最早的批判来自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理查德·乌尔姆( Richard-Ullman) 和约瑟夫·奈、西恩·林恩·琼斯(Sean-Lynn-Jones) 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乌尔姆率先质疑聚焦于军事安全的实用性,因为它一方面传播了一种抽象而虚假的现实意象;它促使国家聚焦于军事威胁而忽略其他也许甚至更有害的威胁”。另一方面,它助长了国际关系中军事化的扩散。长远而言,只能增加全球的不安全”。[17]奈和林恩—琼斯等人指出,这种由美国学者主导的安全研究,不但忽视了安全的经济、文化和心理侧面,而且反映了当前政策时尚的优先性,表明安全研究的工业化,由此导致一种种族中心主义[18]

冷战结束后,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爱德伍德·克罗德滋杰(Edward-Kolodziej) 强烈批评沃尔特安全研究的定义内容过于狭窄,以致陷入新现实主义国际无政府状态逻辑和现实主义的学术标准观念之中。[19]戴维·鲍德温(David-Baldwin) 指出:“安全研究领域源于冷战的国际安全的狭窄军事观念在处理后冷战世界时已显准备相当不足;其军事优先的治国之术限制了其容纳许多不从属于军事安全的外部和内部问题的能力。”[20]

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最激烈、最全面的批判还是来自“后实证主义的安全研究,而肯·布斯(Ken-Booth)和理查德·魏恩·琼斯(Richard-Wyn-Jones)等人所创立的“威尔士学派”(The-Welsh-School)代表的批判安全研究”(critical-security-studies)因其对传统安全研究进行了最持久、最连贯的批判,而成为对理性主义主流传统安全研究的一种明确的替代方法的聚焦点[21]所以,其更具代表性。这种批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批判传统安全研究本体论上的国家主义。魏恩·琼斯认为,现实主义国家中心的世界观对国家的盲目崇拜产生这样严重的后果:建立在主权概念之上的所谓内部与外部的两分法(即国家/体系互动的二元层次)结构和具体化,而无视次国家和超国家/跨国家分析层次的互动;民族国家成为安全话语的指涉对象,对民族国家的威胁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以至于将国家安全等同于其居民的安全。他用相反的观点来批驳上述理想化的逻辑”:就全球多数地方而言,国家非但没有培育可以实现稳定并创造繁荣的氛围,却成为其民众不安全的主要源泉之一。他解释说,如果把安全定义为更宽泛的包括非军事威胁,显然,许多国家深深卷入为其民众创造的其他形式的不安全(如食品、环境等)之中。所以,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的本体论是令人怀疑的[22]

二是批判传统安全研究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在他们看来,传统安全研究客观主义(物质主义) 认识论的目标是描述现实的世界,主张明确区分事实与价值、主观与客观,并寻求不受分析家自身观点和偏好影响的世界的客观知识。他们认为,对安全专家而言,更多地关心主观性的现实意义比客观性更为重要,因为安全研究的学术课题最终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它是由社会建构的专业知识和传授这些知识的个人之间互动的历史性结果。所以,安全是主体间创造的,不同的世界观和关于政治的不同的话语传播着安全的不同观点和话语。[23]

三是批判传统安全研究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由于威尔士学派支持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所以,在他们看来,这种实证主义的安全研究实际上是戴着社会科学的显微镜去试图客观地描述和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以致在他们眼中,安全概念完全来自被认为是国际事务中外在”(out-here)的变化,而不是分析家头脑中的内在”(in-here)的变化。这就产生了传统安全研究理论支撑上的严重缺陷:为保持支配性的现状——一种世界人口绝大多数长期经受不安全的现状,而维护现有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其现实的反映就是国家中心、种族中心、盎格鲁—美利坚中心和男性主义、排外主义、狭隘的地方主义和军事化理念等冷战规范和精神的延续。[24]

三、安全概念重构之一:“延伸安全

对传统安全研究,尤其是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安全研究的各个流派根据冷战后全球大变革的新形势,努力建构着自己对安全概念的新的建设性的观点。其核心就是延伸”(extending-security) 拓宽”(broadening-security) 现实主义传统的安全观。

延伸安全就是从垂直纬度上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在这方面,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概念最大的也是第一次严重的挑战”[25]来自巴瑞·布赞。他在其名著《人民、国家与恐惧》一书中对安全进行了建设性最新解释,标志着安全概念及其是非曲直在学术争论的重大转变的开始[26]该书旨在建立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相互依存。布赞明确指出:“安全概念明确要求一个指涉对象,因为如果不找到谁的安全这个问题的答案,该概念就会失去意义。仅仅用国家回答,不会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很快就发现安全有许多潜在的指涉对象,这些指涉对象不仅因国家、社会成员的增加而成倍增加,而且经由国家向下移向个人层次、向上移向作为整体的国际体系层次。因为任何一个指涉对象或层次的安全都不可能孤立于其它指涉对象和层次来实现,它们中任何一个的安全都部分地成为总体的安全的一种前提。他强调,国家仍然是安全最主要的指涉对象,但安全也有很多潜在的指涉对象,如人类集体与个体、特定区域的超国家层次和国际体系本身等。[27]

布赞在他与奥利·维夫等人合写的另一名著《安全新论》中将安全指涉对象定义为:对生存有一种合理要求及被视为存在性威胁,并进一步将之明确为有限集体,它包括国家、民族、文明等。其主要标准是构成一个作为解释的共同体。他们将指涉对象安全行为主体功能性行为主体分开,它们共同形成安全的分析单元。安全行为主体指宣布某事——一个指涉对象——受到存在性威胁的某些人或集团,常见的是政治领袖、官僚机构、政府内阁、政治说客和压力集团;功能性行为主体指影响一个安全领域动力的行为体,如一个造成污染的公司在环境领域可以成为一个主要的行为体。[28]

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延伸的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肯·布斯明确指出: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多样化的,国家不是惟一的候选,可选择的还有个体的人、民族、种族、亲属集团和整个全球人类共同体等。他提出了个体的人是安全的最后指涉对象的著名论断。在他看来,国家虽是提供安全的工具,但最终它只有在涉及个人时,安全的意义才会显得重要。他强调:“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人民和集体才能获得。”[29]将个人作为指涉对象的观点成为后实证主义者关于安全新定义的基础。

有学者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将政权作为安全指涉对象,比如尼古拉·玻尔(Nicole-Ball)认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权(regimes)是安全的核心指涉点,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很清楚:政府政策的目的不是使其民众谋求安全,而是保护政府精英们对权力的控制。[30]理查德·诺顿(A.Richard-Norton)则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安全是一种政治条件,它通常主要受到低水平的社会内聚力和政权合法性的缺乏造成的政治所威胁。[31]目前,关于安全指涉对象人们没有完全达成共识。正如布莱恩·杰伯(Brian-Job)所言:“原则上,四种或更多的不同的安全指涉对象可以同时来讨论,即个体居民的安全、民族的安全、政权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等。对一个由不同种族和宗教认同等公共集团组成的社会而言,其预想的安全或许也处于危险中,致使各种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和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32]其实,这正是全球化背景下复杂的安全现实的一种反映。

四、安全概念重构之二:“拓宽安全

拓宽安全就是从水平层次上将安全议题从军事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移民、性别等新的安全领域。理查德·乌尔姆很早就主张将安全议题从军事领域拓展到包括人口增长、资源匮乏等非军事领域。他认为,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暴力冲突的根源是领土和资源的竞争;而就未来的发展看,领土冲突的频率可能下降,而资源的竞争会变得更加密集。人口的增长不仅会加剧这些竞争,也会导致移民数量上升和失业、营养不良、居住条件恶化等问题,从而成为引发犯罪的有力的基础[33]较早要求重新定义安全的杰西卡·马秀斯(Jessica-Mathews)也将环境议题作为有力的例子:“当前的全球性发展显示,需要将国家安全的定义拓展到包括资源、环境、人口等议题。”[34]

冷战结束后,面对变化中的国际安全新现实,拓宽安全议题成为学术界普遍的呼声。赫尔格·哈夫藤多尔呼吁,安全研究不只是集中在传统国家军事安全方面,还要更多关注包括经济、生态和国内侧面的安全。[35]其他现实主义者如罗伯特·吉尔平也承认,经济不平等是威胁的根源。他说:“作为不平衡发展趋势的结果,世界经济的作用已对国际安全有重要的影响,国际经济和军事实力平衡的转变使一些国家更安全的同时,增加了另一些国家的不安全。”[36]

批判安全研究拓宽安全积极的支持者。布斯和魏恩明确的将拓宽安全解释为:将非军事议题合并到安全议题中,承认军事威胁不是安全的惟一威胁,而是与其他威胁同样重要和同样值得重视。他们主张将安全议题拓展到既包括军事又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性别、环境、移民、种族、人权等领域,并强调这种拓宽尤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形势具有相关性。布斯指出:“在研究人类现象的时候,开放知识边界仅仅冒不相关的风险,要比封闭知识边界冒的风险小得多。琼斯则在引用阿道尔诺(Adorno)的名言所有的具体化都是一种失忆后强调:“假如知识的边界变为具体化乃至成为盲目崇拜,那么,担心所辩称的知识内聚性或聚焦点可能的损失,要比担心传统安全研究已经失忆的人为的知识边界确实公正得多。”[37]

女性主义者强烈主张更多地关注与女性相关的议题。安·提克奈尔指出,女性不但是军事化社会的战争和暴力的最主要受害者,而且,如果将安全议题从以军事为中心扩大到经济和环境等纬度,女性的不安全就会更加显著:“妇女代表着全球人口的1/2 和受雇劳动力1/3 ,并对所有劳动时间的2/3 承担责任,但她们仅仅获取世界收入的1/10 、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100。”[38]吉尔·思蒂斯(Jill-Steans)强调:“对女性的关注不仅仅是增加新议题和不同的观点来改变我们对安全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将安全重新概念化。所以,对安全的重新思考包括对军事议题和父权制、不发展和环境恶化的思考。它涉及对贫穷、债务和人口增长关系的思考;涉及对资源及其分配的思考[39]

在拓宽安全议题方面,概念化、理论化最系统也最易被接受的是以布赞等人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他们对安全议题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五个核心领域的互动分析形成著名的安全领域分析方法。布赞认为,人类集体安全主要受到五个领域的影响,即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它们并非孤立地起作用,而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0]他将这五个领域的安全视为特殊类型的互动,而不再凸显军事、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各个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每个领域仅仅被看作整体的一个纬度。他解释说,领域的观点实质上是通过不同透镜来分析同一整体的观点,它是一种为更容易地理解复杂的整体而将它们区别开来的方法。他强调,尽管5种安全领域确实有独特的逻辑,但它们实际上不能被分开。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动力实际上彼此处于紧密的联系之中:贸易和金融要求政治秩序;国家结构依赖于对稳定的认同,也容易对现在的认同构成挑战;文化与政治既影响经济活动,也为经济活动所影响。这种联系在经济领域尤其明显。在这里,看起来是经济安全的东西实际上是关于政治稳定、军事力量或文化保护的。这种联系也适用于环境领域,因为许多环境问题有力地与经济(如污染控制成本)和社会(如景区和认同)联系在一起。[41]

值得着重强调的是,哥本哈根学派将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有机地融入其新的综合的分析框架中,就明显地超越了所谓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的鸿沟,致使其观点不但为传统的战略研究界人士所接受,也引发更多的学者对安全的新的深入思考,从而成为对安全多纬度定义的出发点[42]斯蒂文·史密斯评论说,“哥本哈根学派通过其清晰的研究规程完成了比该问题主题中任何事情都要多的创新,成为当代安全研究最有意义的发展之一[43]

五、重构安全概念的重要意义

安全概念延伸拓宽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延伸安全推动了安全的多层次分析和安全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布赞在《人民、国家与恐惧》一书中首次运用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分析国际安全,随后又与哥本哈根学派的其他学者一起将之运用到冷战结束后的安全分析,并把分析层次细化为国际体系(互动或相互依存的单元的最大集成物)、国际次体系(国际体系中的单元群主要是区域和区域组织)、单元(由各种次集团组织、国家、民族、跨国公司等行为体构成)、次单元(单元中有组织的人的集团,如官僚机构、援外集团)和个体等五个分析层次。他们通过理解五个层次的特殊的安全动力以及各个层次彼此间的互动,促使人们思考不同层次的相对重要性。[44]这样,层次分析跨越了不同安全指涉对象之间的争论,从而为安全理论化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戴维·莱克和帕特里克·摩根认为,安全的多层次分析通过强调国家、区域和国际体系的协同作用而成为当代安全研究中大有可为的研究议程[45]

与此同时,延伸安全要求不能将国家及其政府作为惟起决定作用的安全行为体,它要通过国际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区域安全安排、各种层次的公民社会共同发挥作用。[46]即使是竭力主张将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移向个人的批判安全研究也要求安全分析采用一种多纬度的方法,即由国家联盟和跨国公民社会的合作来实现人类的共同安全[47]二是拓宽安全催生了安全的综合研究。随着拓宽安全要求越来越强烈,当代安全的研究综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哥本哈根学派著名的安全领域分析方法,就是这一发展趋势的重要产物。尽管当代研究中仍存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例如,以国家中心现实主义者自居的罗伯特·吉尔平,既坚称国家的核心关注是由军事安全和政治独立所定义的国家利益,又承认对安全的关注意味着权力——军事的、经济的和心理的——在国际事务中是至关重要的[48]他还认为,不安全、不稳定的贸易体系和全球金融的脆弱性正威胁着全球共同的安全和繁荣。[49]即使是强调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学者,也并不否认战争和战略是安全问题的重要纬度。正如布斯所言:“战争和战略不会消失,所以,它们需要适当的关注。”[50]

三是延伸安全拓宽安全实现了安全途径的多样化和研究视角的多学科化。安全指涉对象的多层次、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和安全议题的综合化,使走向安全的途径呈现多样化,它明显不只是威慑、军事、霸权等单一的现实主义理论模式,还增加了民主和平、经济相互依存、国际制度等自由主义理论模式和集体认同等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模式以及国家建设、区域一体化、合作安全和安全共同体等新的理论模式。这些新的变化又有力地推动安全研究走上跨学科的多视角分析。早在1988 年,奈和林恩——琼斯就指出,国际安全不是一个学科的,而是一个问题,并认为:“该领域必须是学科间的。”他们声称:“只要地球的命运依赖于各国如何陈述安全议题,重视经济、社会、历史、物理、人类、心理和法律等其他学科做出的潜在贡献就仍然是必需的。”[51]时至今日,随着新自由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等方法的相继介入,安全研究已走出原来单一的政治学和客观主义方法,向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转变,[52]并表现出国际安全多层次研究综合化趋势。[53]

六、一种结论

在对全球化背景下安全概念的重构进程及其核心内涵进行总体性阐述之后,我们适应全球化的现实和安全综合化、多学科化的要求,将安全定义为:“消除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强有力的、人为的、有组织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现实性威胁。”这一定义的标准有: (1)人为性,从而将之与自然灾害、流行疾病等自然威胁分开;(2)强有力的组织性,从而将之与个人暴力行为(如个人犯罪) 和小规模的经济衰退和环境污染分开;(3)综合性,从而将所谓的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有机统一起来,避免两者之间顾此失彼的偏颇和人为的对立;(4)内外互动性,从而将之看作各种安全指涉对象或分析层次和各种安全行为主体相互作用或彼此互动的有机整体;(5)政策指导性,从而将之看作具有解释力和内聚性,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有限议题的政治实践,避免安全议题无限度扩大而失去其现实有用性;(6)现实威胁性,从而将存在性威胁(如战争、其它暴力和经济危机等)与产生这些威胁的原因和潜在的风险分开(如贫穷、失业、不平等等)

这一安全定义反映了安全内涵的延伸拓展,因为这是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但没有采用人的安全全球安全非传统安全等提法,也没有将安全议题无限制地扩大到贫穷、疾病、失业、人权、不平等等议题,而是用安全层次分析法反映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威胁的多样性,用安全的综合分析反映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有限的安全议题。其他与安全相关的议题只作为安全威胁的源泉或只作为安全潜在的风险来对待。

这种安全概念的定义及其标准用摩根的话说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影响安全,但安全不是关于任何事情。”[54]因为如果安全的边界无限制扩大,不但会使之失去自己的知识边界,以致使安全研究变为研究所有的事情[55]而且会使之过于弹性化而失去政策指导意义和现实解释力,以致安全概念成为无用的分析工具[56]

 

【注释】

1.Arnold Wolfers.National Security in an Ambiguous Symbo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67,No.2(Fall 1952).pp. 482511.

2.Helga Haftendorn.The Security Puzzles:Theory Building and Disciplin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 y,Vol.35, No.5 (1991).pp.15.

3.Barry Buzan. 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2nd ed.Boulder:Lynne Rienner,1991.pp.35.

4.Steve Smith.The Increasing Insecurity of Security Studies: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In Stuart Croft and Terry Terriff eds.Critical Reflections on Security and Change.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2000.pp.72101.

5.Benjamin Miller.The Concept of Security:Should be Redefined?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1( June 2001).pp.1617.

6.Barry Buzan.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7,No.3(1999).pp.431451.

7.Mort Berkowitz and P.G. Bock.National Security.In David L.Sill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Macmillan,1968.pp.40.

8.Mohammed Ayoob.The Security Problematic of the Third World.World Politics,Vol.43,No.2(January1991).pp.219220.

9.Hans Morgenthou.Politics Among Nation:the Struggle for Powers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pp.125155.

10.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11.J.Ann Tickner.Revisioning Security.In Ken Booth,Steve Smith 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pp.176177.

12.Stephen M.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5,No.2(June 1991).pp.212222.

13.戴维·穆提默:《超越战略:批评性思考与新安全研究》,载克雷格·A.斯奈德等编,徐纬地等译:《当代安全与战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 页。

14.同注[5].pp.16.

15.Lloyd Pettiford and Melissa Curley.Changing Security Agendas and the Third World.London:Pinter,1999.pp.10.

16.在安全研究方面,“后实证主义”包括批判理论、社会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流派。它是相对于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所谓实证主义或理性主义而言的。参见:Terry Terriff,Stuart Croft,Lucy James,and Patrick M.Morgan,Security Studies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p.99114.

17.Richard Ullman.Refining Security.Foreign Affairs,Vol.8,No.1(1983).pp.129155.

18.Joseph Nye and Sean Lynn 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2,No.4(1988).pp.527.

19.Edward Kolodziej.Renaissance in Security Studies?Caveat Lector.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6,No.4(1992).pp.421438.

20.David Baldwin.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War. World Politics,Vol. 48,No.1(1995).pp.1172141.

21同注[4].pp.8990.

22.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tegy,and Critical Theory,Boulder:Lynne Rienner,1999.pp.95100.

23.Ken Booth. Security and Self: Reflections of a Fallen Realist.

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Williams 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Minneapolic: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p.91292;

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tegy,and Critical Theory.pp.100102.

24.Ken Booth.Security and Self.pp.84107.

25.同注[15].pp.48.

26.Bill McSweeney.Security,Identity and Interests: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5253.

27.同注[3].pp.2627.

28.Barry Buzan,Ole Weaver,Jaapde 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Lynne Rienner ,1998.pp.3642.

29.参见:Ken Booth.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4(1991).pp.313326.

30.参见:Nicole Ball.Security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31.A.Richard Norton.The Security Legacy of 1980s and the Third World.In Thomas G..Weiss and Meryl A. Kessler eds.Third World Securi ty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Boulder:Lynne Rienner,1991.pp.19-34.

32.Brian J.Job.The Insecurity Dilemma:National Regime,and State Security in the Third World.In Brian J. Jobed.The Insecurity Dilemma:National Security of Third World States,Boulder:Lynne Rienner,1992.pp.39.

33.34.同注[17].pp.1292153,pp.162.

35.同注[2].pp.317.

36.Robert Gilpin.Economic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In Henry Bienen ed.Power,Economics and Securit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pp.52.

37.Ken Booth.Security and Self.pp.1112112;

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tegy,and Critical Theory.pp.105107.

38.同注[11].pp.190-191.

39.Jill Steans.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Cambridge:Polity,1998.pp.109129.

40.同注[3].pp.1920.

41.Barry Buzan.The Logic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Post Cold War World.In The New Regional ism and the Future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London:Macmillan Press,2000.pp.125.

42.同注[13].pp.98100.

43.同注[4].pp.8689.

44.同注[28].pp.3542.

45.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The New Regionalism in Security Affairs.In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eds.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University Park,P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4.

46.参见:Thomas G. Weissed.Beyond UN Subcontracting:Task sharing with Reg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Service providing NGOs,Houndmills:Macmillan Press,1998.

47.Tim Durrne and Nicholas J.Wheeler.We the Peoples:Contending Discourses of Security in Human Rights Theory Practi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8,No.1(March 2004).pp.921.

48.Robert 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1719.

49.参见:Robert Gilpin,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50.Ken Booth.Security and Self.pp.112.

51.同注[18].pp.6.

52.参见:Terry Terriffetal.Security Studies Today; Peter J.Kat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53.David Baldwin.The Concept of Secur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1(1997).pp.526.

54.Patrick M.Morgan.Sapegharding Security Studies.

Arms Control,Vol.13,No.3(December 1992).pp.466.

55.同注[22].pp.126.

56.Mohammed Ayoob.Defining Security:A Subaltern Realist Perspective.In Keith Krause et al. 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p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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